“露己扬才”的人民诗人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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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一
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者，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忿说。《渔父》的作者曰：“宁赴常流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手。”这可称为洁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意见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枬提出尸谏二字，可算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
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的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真正的屈原，汉人还能看得清楚。班固说：
屈原露才扬己，競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
一种价值观念的发生，必有它的背景。是混乱的战国末年的《渔父》的作者才特别看出，屈原的狷洁，是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庄子·刻意篇》曰：刻意尚意，离世异佶，高论怨讲，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诽）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选自《闻一多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现代诗人、学者。
这大概即指屈原一流的人，所以以洁身来解释屈原的死，是合乎情的。这一方面与他的时代风气正相合。但是，帝王**时代的忠的观念，决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的。伍子胥便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为了家仇，伍子胥是如何对待他的国和君，而他正是个楚国人。司马迁曾经“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倒还没有忘掉屈原的时代。
总之，忠臣的屈原是帝王**时代的产物，若拿这个观念读《离骚》，《离骚》是永远谈不通的。至于王懋竑的话若能成立，则后世所以能把屈原解成一个忠臣，或许还要归咎于史公。《史记·屈原列传》若不教屈原死在顷襄王的时代，则后人便无法从怀王客死于秦和屈原自杀两件事之间看出因果关系来，因而便说屈原是为忧国而死的。
二
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我说“曾经”，因为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是一个人民的诗人。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说来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战国是一个封建阶级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所以，官爵尽管很高，生活尽管和王公们很贴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残踏着的一个。这样，首先在身份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一篇题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诗》一样的歌舞剧”。虽则它可能是在宫廷中演出的。至于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显，而为历来多数的评论家所公认的。
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的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楚亡于农民革命，不亡于秦兵，而楚国农民的革命性的优良传统，在此后陈胜吴广对秦政府的那一著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有人说他的死是“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对极了，匹夫匹妇的作风，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吗？
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闻一多
一
历来解释屈原自杀的动机者，可分三说。班固《离骚序》曰：“忿怼不容，沉江而死。”这可称为泄忿说。《渔父》的作者曰：“宁赴常流而葬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手。”这可称为洁身说。东汉以来，一般的意见渐渐注重屈原的忠的方面，直到近人王树枬提出尸谏二字，可算这派意见的极峰了。这可称为忧国说。三说之中，泄忿最合事实，洁身也不悖情理，忧国则最不可信。然而偏是忧国说流传最久，势力最大。
一个历史人物的偶像化的程度，往往是与时间成正比的，时间愈久，偶像化的程度愈深，而去事实也愈远。在今天，我们习闻的屈原，已经变得和《离骚》的作者不能并立了。你若认定《离骚》，是这位屈原作的，你便永远读不懂《离骚》。你若能平心静气的把《离骚》读懂了，又感觉《离骚》不像是这位屈原作的。你是被你自己的偶像崇拜的热诚欺骗了。真正的屈原，汉人还能看得清楚。班固说：
屈原露才扬己，競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
这才真是《离骚》的作者，但去后世所谓忠君爱国的屈原是多么辽远！说屈原是为爱国而自杀的，说他的死是尸谏，不简直是梦呓吗？
一种价值观念的发生，必有它的背景。是混乱的战国末年的《渔父》的作者才特别看出，屈原的狷洁，是大一统的帝王下的顺民才特别要把屈原拟想成一个忠臣。《庄子·刻意篇》曰：刻意尚意，离世异佶，高论怨讲，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诽）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
选自《闻一多全集》第5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标题为编者所加。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现代诗人、学者。
这大概即指屈原一流的人，所以以洁身来解释屈原的死，是合乎情的。这一方面与他的时代风气正相合。但是，帝王**时代的忠的观念，决不是战国时屈原所能有的。伍子胥便是一个有力的反证。为了家仇，伍子胥是如何对待他的国和君，而他正是个楚国人。司马迁曾经“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倒还没有忘掉屈原的时代。
总之，忠臣的屈原是帝王**时代的产物，若拿这个观念读《离骚》，《离骚》是永远谈不通的。至于王懋竑的话若能成立，则后世所以能把屈原解成一个忠臣，或许还要归咎于史公。《史记·屈原列传》若不教屈原死在顷襄王的时代，则后人便无法从怀王客死于秦和屈原自杀两件事之间看出因果关系来，因而便说屈原是为忧国而死的。
二
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我说“曾经”，因为今天过着端午节的中国人民，知道屈原这样一个人的实在太少，而知道《离骚》这篇文章的更有限。但这并不妨碍屈原是一个人民的诗人。我们也不否认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已经存在，而它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以后。也许正因如此，才足以证明屈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诗人。惟其端午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和中国人民同样的古老”，足见它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如何不可分离，惟其中国人民愿意把他们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转让给屈原，足见屈原的人格，在他们生活中，起着如何重大的作用。也惟其远在屈原死后，中国人民还要把他的名字，嵌进一个原来与他无关的节日里，才足见人民的生活里，是如何的不能缺少他。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呢？
第一，说来奇怪，屈原是楚王的同姓，却不是一个贵族。战国是一个封建阶级大大混乱的时期，在这混乱中，屈原从封建贵族阶级，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所以，官爵尽管很高，生活尽管和王公们很贴近，他，屈原，依然和人民一样，是在王公们脚下被残踏着的一个。这样，首先在身份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
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一篇题材和秦始皇命博士所唱的《仙真人诗》一样的歌舞剧”。虽则它可能是在宫廷中演出的。至于他的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那更是明显，而为历来多数的评论家所公认的。
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怨恨怀王，讥刺椒兰”，无情的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的宣判了他们的罪状，这对于当时那在水深火热中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民，是一个安慰，也是一个兴奋。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离骚》的成功不仅是艺术的，而且是政治的，不，它的政治的成功，甚至超过了艺术的成功，因为人民是最富于正义感的。
但，第四，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只等秦国的大军一来，就用那溃退和叛变的方式，来向他们万恶的统治者，实行报复性的反击。（楚亡于农民革命，不亡于秦兵，而楚国农民的革命性的优良传统，在此后陈胜吴广对秦政府的那一著上，表现得尤其清楚。）历史决定了暴风雨的时代必然要来到，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屈原的言，行，无一不是与人民相配合的，虽则也许是不自觉的。有人说他的死是“匹夫匹妇自经于沟壑”，对极了，匹夫匹妇的作风，不正是人民革命的方式吗？
以上各条件，若缺少了一件，便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诗人。尽管陶渊明歌颂过农村，农民不要他，李太白歌颂过酒肆，小市民不要他，因为他们既不属于人民，也不是为着人民的。杜甫是真心为着人民的，然而人民听不懂他的话。屈原虽没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了一次仇。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