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为国民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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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英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他之所以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
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留下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之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护国战争胜利后，他以“再造民国第一人”辞去一切职位，毅然放弃权力。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5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他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1904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新军6年。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和黄兴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对共和的信念也是坚定的。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
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国，悍然称帝，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袁的。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但他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也对袁隐约表示了不满。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认为“袁之狡谋”是“懈我军心”，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直呼“袁贼”“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
南北和议成功，清廷退位，蔡锷认为共和告成，多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前后不过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可见他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等到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的第七大罪）。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动兵。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蔡锷的态度往往让人不解，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只忠于民国，而不管是谁当政，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动用武力挑战共和原则。
“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他是始终反对内战的，所以他反对袁为将士授勋，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镇压了孙、黄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曾联合黔、桂等省试图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当然为袁所忌。
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上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动身进京。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由此看来他进京未必是被迫的。袁曾同意他的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任湖南都督，但他进京以后袁却再也不提起了。
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手握兵权的蔡锷尽管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是唯他马首是瞻的，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在北京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袁曾对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得住气。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长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信不疑。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筹划护国大计。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梁的影响。“筹安会”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锷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蔡于1915年11月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明。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临行前师生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言辞之间隐有悔意。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在他看来，这是“为国民争人格”。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不无见地。
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来反对。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等到胜利在望，他一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自任护**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的核心就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才会作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我以为，在这块只问成败、不论是非，追逐权位者如过江之鲫的古老土地上，这几句话尤其值得大书特书。
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职业军人中竟然产生了蔡锷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幸。我以为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作为梁启超心爱的弟子（即使在他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梁始终执弟子礼甚恭），他从小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这些因素对他作出重大的人生抉择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
傅国涌
蔡锷以起兵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名垂史册，不幸英年早逝。在他的追悼会上，他的恩师梁启超先生沉痛地说，他之所以反袁是“为国民争人格”。
1915年12月，蔡锷在护国寺召集旧部，慷慨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留下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之语。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出发点，所以护国战争胜利后，他以“再造民国第一人”辞去一切职位，毅然放弃权力。
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5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邵阳来到长沙，成为他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那时就立志“当学万人敌，不应于毛锥中讨生活”，透露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此，他们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
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在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被誉为士官“四杰”之首。1904年，他学成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新军6年。虽然没有参加同盟会，但他和黄兴一直保持着很深的友谊，对共和的信念也是坚定的。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
就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而言，他对袁素来并无恶感，甚至有很深的渊源。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国，悍然称帝，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袁的。
1912年1月12日，蔡锷在致黎元洪电中称袁“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
但他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也对袁隐约表示了不满。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指责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认为“袁之狡谋”是“懈我军心”，鲜明地指出民国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直呼“袁贼”“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
南北和议成功，清廷退位，蔡锷认为共和告成，多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前后不过几个月，他对袁世凯的看法竟有这么大的曲折变化。可见他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他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等到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里把暗杀宋教仁定为袁的第七大罪）。他和浙江、四川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力劝动兵。他还联合四川、贵州、广西都督发表通电，反对战争，说如有人发难，将视为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民国。
蔡锷的态度往往让人不解，其实，他的态度很明确，他只忠于民国，而不管是谁当政，反对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动用武力挑战共和原则。
“二次革命”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他是始终反对内战的，所以他反对袁为将士授勋，认为这样做无疑是“奖励残杀同胞”。
等到袁镇压了孙、黄等人的武力反抗，把整个民国变成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西南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曾联合黔、桂等省试图居间调停，主张双方罢兵，用法理解决，当然为袁所忌。
1913年10月，袁世凯发出大总统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上旬，蔡锷辞去云南都督，动身进京。早在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由此看来他进京未必是被迫的。袁曾同意他的同乡熊希龄的提议由他任湖南都督，但他进京以后袁却再也不提起了。
作为历史转折关头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手握兵权的蔡锷尽管离开了云南，但他的旧部、他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是唯他马首是瞻的，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势力。在北京的两年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了他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召他进京本意也就是“槛虎于柙”，袁曾对曹汝霖说过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
从《蔡松坡集》可以看出，这二年多他没有发表什么政见，也亏他沉得住气。期间留下的主要是经界局的文件，他深知让他到经界局是敷衍他，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很想有所建树。不长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巨册。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只有这个经界局与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已甚嚣尘上，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蔡锷一方面风花雪月，韬光养晦，终日沉湎于八大胡同以迷惑袁的耳目。一方面领衔签名支持帝制，包括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12位将军都签了名。“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使袁对他深信不疑。因此，后来袁的统率办事处才会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他坦然答复：
“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
其实，他一直暗中与梁启超频繁来往，与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筹划护国大计。梁当时可以说是执舆论界牛耳，连袁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蔡锷对帝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梁的影响。“筹安会”发生第二天，他到天津密访恩师，梁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
不久梁启超就公开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蔡锷则隔几日就去一趟天津，等部署已定，他们先后南下。蔡于1915年11月中旬秘密离开北京，取道日本、上海、香港转河内，12月19日抵达昆明。梁则于12月18日到上海。临行前师生相约“事之不济，吾齐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齐引退，决不在朝”。
袁曾对身边的亲信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并感叹“纵虎出柙”，言辞之间隐有悔意。云南独立前的一天蔡锷最后一次忠告袁，“痛哭陈词”。此后的宣言、文告中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谋杀凶犯”。
等到袁被迫取消帝制，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他起来反袁，是为保卫民国，为了公义，不能“兼顾私情”。由此看来，他对袁是有一定个人感情的。但袁一旦背叛他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帝制自为，他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在他看来，这是“为国民争人格”。这才是真英雄的本色。
从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13年进京前，蔡锷曾通电发表过大量政见，他的政见前后也有些变化，但作为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誓死捍卫民国的立场从未动摇过。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他致电孙中山等坚决反对君主国体，无论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他提出要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不无见地。
他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的通例。袁上台后，他提出应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他主张解散各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并愿意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他说“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并劝说黄兴“功尚未成，身何能退！”
此后，他首倡军人不入党，自己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同时，反对军人结社，认为因政见不同而以武力为后盾，很可能破坏和平，推倒内阁也太容易。
这些看法都光明磊落，浸透着共和精神。所以袁氏称帝，他第一个起来反对。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绝于中国。
等到胜利在望，他一再表示功成身退，决不食言。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唐继尧本是蔡锷的老部下，蔡进京前推荐唐继任云南都督。云南举义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他在当时的云南实在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但他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自任护**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唐只交给他“三千羸师”，和不足两个月的给养。到后来已是“衣不蔽体，食无宿粮”。蔡锷屡次请求增援，唐总是空言搪塞，没有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他誓师时就抱有必死之心，愿与民国共死生，所以能以孤军当大敌，他自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袁世凯一命呜呼，战事也就结束了，奇怪的是唐继尧的援军反而陆续向四川出动。蔡锷在气愤之下致电责问，晓以大义。他哪里知道唐得到首义的美名，却抱着大云南思想，要把四川也变成自己的地盘。蔡锷的死使唐顺利成为西南大军阀，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
蔡锷心地光明、纯洁，生平不爱钱、不慕高官厚禄，他常说“人以良心为第一命，令良心一坏，则凡事皆废”。他反对帝制，争的不是个人权力，无非出于他的良心，出于他对艰难缔造的共和国的忠诚。但“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他是近代史上难得的一个扎死寨、打硬仗的人。与唐继尧不一样的是他并不想把四川乃至西南据为己有，在那个有枪便是王的动荡乱世中，他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不幸的是当胜利降临的时刻，他已病入膏肓，这一年冬天他就在日本医院谢世，年仅34岁。他的早死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重大损失。蔡锷的死让梁启超悲痛欲绝，梁在挽联中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孙中山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六年以后，梁启超还在讲演中沉痛呼唤：“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蔡锷的精神的核心就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有了这种精神力量，他当年才会作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我以为，在这块只问成败、不论是非，追逐权位者如过江之鲫的古老土地上，这几句话尤其值得大书特书。
在中国近代军阀多如牛毛的混战局势中，职业军人中竟然产生了蔡锷这样一个人格高尚、目光远大、让后人只能仰视的人物，是整个民族的大幸。我以为蔡锷本质上是一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作为梁启超心爱的弟子（即使在他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对梁始终执弟子礼甚恭），他从小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具有深厚的人文修养，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这些因素对他作出重大的人生抉择至关重要。所以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的、带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