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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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随笔
少宜积勤 老而不悔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为以后从事某项事业奠定基础、蕴蓄才能的黄金时代。www.Pinwenba.com它往往决定人的整个生活道路。但这个时期又最容易受到忽视，一般人还不能从更高的认识出发，对自己有一个终身的设计，使自己有规律、有目的地学习和生活，以至到老仍碌碌无成。这是很值得人们作一番深思的。
《法藏碎金》一书中曾揭示过这种现象：“世间人中年二颠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当勤，以图身计，而反自放逸，老而无成。故古人有诗云：‘少年轻岁月，不能早谋身。晚岁成无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当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劳役，老而弥苦。故古人有诗云：：“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惟此二事，知之不难，而知者尚少，何况深妙之事乎？”〔见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卷第三十五）这段话的个别含意虽不无糟粕，但总的看，还是有其深刻的哲理。它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要勤奋，早谋终身大计，以避免“老大徒伤悲”。在这方面，古人的许多经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篇》可见孔子能较早有目的地去学习了。他还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肯定了年轻时奋发大有可为，而到了四、五十岁无所成就，便没有多大作为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孙说：“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五）象陆游这样伟大诗人，一生勤奋写作，给后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诗，但还抱憾自己终身没有把才能发挥尽，而告诫后人趁未衰之年发奋有所为。实际上，就人的才能而言，一般人都有许多潜力埋藏着，青少年时期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发掘。如果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空白，单靠中成年以后去做，从时间和效果上来看，都是才能以至生命的最大浪费。
“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青少年应珍惜大好时光，及早为自己设计一条成才之路。在这条路上，欧阳修说的“积勤宜少时”可作为我们的最低起点。
“难得糊涂”辨
(一）
“难得糊涂”不是共产党人的处世哲学，也为具有上进心的人所不齿。
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看到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又感到无力改变，就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抱怨多于作为，自以为看破红尘，清高自己，甚至有“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想法，把“难得糊涂”作为处事信条，悲天怜人，无所作为，在得过且过中打发日子。如此思行，于己于人于事都是无益的。
产生这种消极观念的原因除客观上存在着丑恶的不足外，也与人的主观修养有关。一是期望过高。“俟河之清”固然是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发展，尤其当历史处于转变时期，大浪淘沙，浊泥也必然同大浪一起泛起，一个人要随改革大潮前进，不要随泥沙俱下。其次，缺乏远大的目光，看不清历史发展的主流，只看到潮流中的旋涡，从而缺乏信心。另则，缺乏斗志，不善于处理正反两方面对立的矛盾。他们把握不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应吸取什么，应抵制什么，思想的消化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某些愿望一得不到实现，就悲观，就跑到“难得糊涂”的盾牌后面躲起来，以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实际成了消极事物的俘虏。
“难得糊涂”的人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思维混乱。正象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一段惊人评述那样：“一个人陷人哲学的混乱，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一样。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里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难得糊涂的人就是找不到房门的人，当他们一旦找到房门走出屋子，就会看到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
鲁迅先生说：“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世界，万不可常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我们还是多从自身做起，多承担些社会责任，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和大家一起推动社会前进。
(二）
有些人挂上“难得糊涂”的招牌，却领略不到板桥先生的胸怀和境界，因而也曲解了“难得糊涂”的真意。
板桥老人富有正义感，同情心，他的“难得糊涂”中正包含着一种正直感和爱民心，那就是对官场上的黑暗鄙睨之，而对关系到民生利益的事，却毫不含糊。乾隆十一年，黄河泛滥，饥民号天，他为民作主，开仓济赈，以至被罢了官。他晚年“关心民瘼尤堪慰”，他曾说“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扰民，是天地万物之事”。对忧国忧民的大事，他何曾有过糊涂！要说糊涂，他是对一家一身之事不计较。正如他自己而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
(三）
其实，纵观历史上，又有哪个有建树的人甘心糊涂呢？
宋朝宰相吕端，是被唐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小事糊涂，是指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但又不失大节。他曾说：“吾直道而行，无所畏惧，风波之言不足虑”。对那些流言蜚语，还是糊涂点好。清朝雍正年间进士尹望山，曾问手下人：“诸公平日最怕何物？”属下有云怕蛇蝎的，有云怕虎狼的，而尹望山却说：“这些我都不怕，只怕糊涂人。”看来，当政者绝不喜欢他手下人糊涂。
由此可知，糊涂——消极避世，是最不可取的。有这种思想的人应仔细玩味一下屈原和渔父的一段对语。屈原被疏，披发行吟于泽畔。渔父问他何以致此。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警示他说：“夫圣人不滞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汨其泥，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歠其醨（吃普通的食物饮薄酒）。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渔父又作歌唱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真正有头脑、有作为的人是不会放任自我的，他要做“扬其波汨其泥”的工作，这才于己于人于世都有益。
正义——可贵的人格
写下“正义”二字，不由得想起梁淑冥先生的两件事。
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后，第一个到湖边凭吊的是他。
另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林彪、江青施虐盛时，有关部门组织政协十余名委员讨论”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实际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表态时，大家一致说“宪草”好，而梁淑冥又犯了敢言直言的“老病”，发言提出：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而在“宪草”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此作法不甚妥当；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而“宪草”中偏偏无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当时语惊四座，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梁先生才在这件事上幸免于难。
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人的所为。“人格中最有力量的东西便是正义感。”正义，是完善人格必备的素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品德。“君子之任也，行其义也”。（子路语）义，就是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靠什么来保证这道德义务得以实施呢？靠的是正义的人格。如果没有这个“义”含在其中，就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也就无从履行道德义务。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其核心要求也是表现正义。只有这样，“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才能形成一种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操，才能为民族、为事业、为真理而奋斗坚贞不渝，义无反顾。做不到这样，就导致人格的沦丧，就会成为媚世的懦夫。这种人的出现，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公正。
正义者，其行为光明磊落，昭然于世。
正义者，不媚权贵，不屈从于势力，保持完全独立的人格不受到玷污。明朝名臣文征明是这样的人。据《玉堂丛书》记；“衡山（文征明）待诏素不下河拜客，严介溪（严嵩）语顾东桥曰：不拜他人犹可，余过苏，也不答拜？东桥答曰：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为文衡山乎！”好一个有独立个性的文征明，任你有多大权势，也不折节屈从。“悦大人则渺视之，勿视其巍巍然！”
正义者，当别人受挤压、处于落魄时，不昧于偏识，不谙于是非，不随世事凉炎待人，敢于挺身而出，言别人所不敢言。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是这样的人。当南宋革新派的领导者朱熹在和韩宅胄的对立中遭到压抑迫害，许多人都和他脱离了关系，死后连追悼会都不许开。陆游却挺身而出，写下《祭朱元晦侍讲文》。虽短短二十五字，却表达他的真情：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他勇敢地肯定朱熹人虽死了，但却把精神留给了后世。
正义者，不会用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利。“不义且富贵，於我如浮云。”至始至终，会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钟况是这样的人。他连续十三年任苏州知府，而靖安老家未见增一分地添一片瓦。他曾作诗诫儿女：“膏腴竟作儿孙累，珠宝还为妻女瑕。”他如果不保持自身清正廉洁，就无法打击强豪，惩治贪官污吏，无法为人民伸张正义。他死后，整个苏州城罢市，府属七县成千上万百姓哭奠他。正是因为他能为百姓主持正义而赢得了民心。
正义者，敢于讲真话，同邪恶势力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马寅初是这样的人。解放前夕，他在一次公开讲演时，指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在中央大学讲演，又一次斥责“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长”，以至被捕人狱。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新人口论”而被诬蔑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横遭迫害。但他未因此而改变自已的观点，坚持真理，在所不辞。
正义者，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亲，不违心，只唯真理。田家英是这样的人。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时，为了保护可能遭伤害的同志，毅然删去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涉及彭德怀的内容，使自己背上了“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正义者，他的心永远和人民联在一起，敢于替人民说话。彭德怀是这样的人。他的《万言书》和催人泪下的《故乡行》：“谷撤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流露的是一片为民分忧的挚情。
“廪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只有蛰龙知”。苏轼这首诗是以桧树来比喻和赞扬人的正直。一个人要想立身于世，必须有正义的宝贵品质。富有正义感，才能表现出崇高的理想意向，才能求真、向善、爱美。
“主持正义者，必有大放异彩之日。”
墓志铭的启示
墓志铭，是古人记述生平传略，留名后世的一种诔文。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对这种身后名的态度也不同。唐代有位叫吕温的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有盛名，官位很高，他家有一条规距就是“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原因就是“欲传庆善於后嗣，儆文字之荒坠。”宋代大诗人陆游，对墓志铭的态度是“自记平生大略”授与子孙，“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不愿以不实之辞诳后世人。这都是“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的行为，自身磊落，不浮名于身后。
墓志铭多请人作。也有不愿为人作“溢美”之辞的和不得已为人作铭的。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讲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当时有位罗司徒奉钞百锭，请胡仲汲为其父作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当时他家正缺粮，儿子和朋友都劝他接受，但他坚决却之，表现出他“刚介有节”的品格。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是一个有时不得已委心为人作铭的人。韩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他的散文、诗、赋都有很大成就。他一生中，也应人之邀写过许多墓志铭，有时是违心地吹捧死人，以致有“谀墓”之讥。据说有个叫刘叉的人，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还说：“这是阿谀墓中死人得来的钱，不如给我姓刘的祝寿吧！”韩愈本人对这类事也感到厌恶。他曾说过“大好则大惭，小好则小惭”的话，就是每受到赞扬时他反而感到惭愧。
尽管韩愈为很多人作铭，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样为后人称道的有几个呢？有的人不用说经不起历史的淘汰，恐怕连一时的声名也难维持。而真正有实绩的人，何需靠别人的吹捧呢？宋朝以诗并称的“苏黄”之间有这样的轶事：有一次，苏轼在孙莘老处，看到黄庭坚写的诗，苏轼“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当孙莘老告诉他黄庭坚其人后，要东坡为之扬名。东坡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可见，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努力充实自己，尽管有时不被人理解，但终有大放异彩之日。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自己用诗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每个人都应树一座人生的纪念碑，建造者应是自己，而不是靠别人。
陆游《家训》的启示
读明朝叶盛的《水东日记》，内载陆游《家训》一篇，颇受益。择其要意，与识者共赏。
陆游是宋代著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近万首诗，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诗句。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有高风亮节的人。从《家训》中略知一二。
陆游在《家训》中说：“墓有铭，非古也。吾已自记平生大略以授汝等，慰子孙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
“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何等磊落的胸怀。古时稍有地位名望的人，平生本没有多大建树，但晚年却用重金请人写下碑铭诔文之类，以求留名后世。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就没少干这难为情的事，以致被人讥为“墓谀”。而陆游一反古人这种世俗鄙念，不以不实的美名欺骗后世。为防止“溢美”，他还亲自撰写了平生大略，留给后人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也昭然于后世一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变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
这是一段劝人及早奋发的话。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潜在的才能有待开发。开发才能，最好在青年时打下坚实的基础，趁着精力旺盛，多积累知识，充实自己，一且错过这个黄金阶段，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生活中有好多人都不能“克尽其实”，重要的原因是在青春时期把宝贵的时光荒废了，直到后半生才有所醒悟。虽可“补乏桑榆”，但也毕竟是“时过境迁”了。象陆游这样勤奋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感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当把握住青春大好时机，以避免“老大徒伤”。
“子孙才分有限，无之如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这是陆游以切身的体验认识到读书对人进步的作用。陆游出身诗书世家。其父陆宰是个十分喜爱读书藏书的人，“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皇帝曾有诏到他家求遗书一万三千卷。陆宰到老后，“嗜书之心，固未衰也。”这无疑对陆游有很大影响。陆游可以说一生都在书的陪伴下生活。“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题老学庵壁》）“读书四更灯欲尽，胸中太华盘千仞”，（《读书》）“近村远村鸡续鸣，大星已高天未明。床头瓦檠灯煜烩，老夫冻坐书纵横”。（《五更读书示子》）这都是他读书生活的写照。特别到暮年，嗜书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他曾作《书巢记》，生动地刻划自己的生活：“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回顾，无非书肆。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只有全身心投人书中，才解除他的忧愁，丰富他的知识，使他人生境界更臻于完善，成为一名受后人景仰的著名爱国主义诗人。
陆游这篇《家训》，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我们民族奋发向上精神的写照，当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藏之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向曹家父子学点进取精神
对曹操父子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人们褒贬不一。不过，有一点是人们共同称道的，那就是曹家父子都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泽，建永世之业、流石之功”（曹植语）的抱负的。他们的进取精神至今仍给我们启示和教育。
读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乃见其年轻时就有才志：“好作政教，以建立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者常侍。”他不甘心埋没自己，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为官清正，积极推行一些改革。壮年更有为国献身之心，“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甘心。到老年，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
曹丕也很有雄心大志。他认为人生一世应给后人留点什么。他曾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与王朗书》）他立德扬名，并非为图虚名，而是不甘心虚耗自己的生命。他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以攀援。《与吴质书》他最痛恨那些胸无大志，敷衍于世的人。他指责那些遇到困难就退缩，条件舒适只图安逸，一天到晚蝇营狗苟，枉负人生良机，最后只能随“万物迁化”的人。“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论·论文》〉因此，他很珍惜时间，“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典论·论文》〉他到了晚年，雄心还是未减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与吴质书》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恢复年轻时的志向。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建立了功业，还写下了不朽的文学批评专论《典论·论文》。
曹植虽经“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的生活，却从未忘报国立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他在文帝、明帝时，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宁愿“积危蹈险，驰舟奋骊”，战死在沙场，也不愿做“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的人。
曹家父子的进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我们应继承这种进取精神，为昂扬奋发的人生注人一点动力。
“出世”的精神
一个做大事的人，要具备宗教那种“出世”的精神。
“出世”的精神，其一，是不被世俗所沉溺。
“潇洒不粘泥，便于天无二”。（清·王船山《示侄孙生蕃》洒脱不染俗气，便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世俗的东西，是溺人的陷阱。“习气薰人，不醪而醉。”一个人掉进去，不是小市民，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英雄相去甚远。一个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或鸡毛小利中，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吗？
其二，象唐玄突取经那样，要有献身的精神。
献身的精神，就是认准目标，无论前面布满荆棘，还是万丈深渊，都一往无前。只要对人民、对社会有利，就不计较代价。什么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恒。这样的人，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是炼狱里的一把火，是化作青泥护花的落红。
其三，做事要有虔诚的态度。
虔诚的态度，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不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就放弃信念。虔诚的态度，就是有始有终，不傍驰别骛，不瞻前顾后，不事事兼顾。如果方方面面都想兼顾，正象鲁迅所说：面面俱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其四，要有坚韧不拔的恒劲。
人做事，往往功亏于一篑者多。见难知退，是很多人的通病。殊不知，最后的胜利，就在那坚持，再坚持。诗歌大师里尔克曾说：“有何胜利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一生都可能一事无成。
一个人有“出世”的精神，就会有独立挺拔的性格。这样的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生活中不会有唯利是图的短见，眼看的是人类前途的光环，心想的是人间正义的大道，实践的是生命的真正价值。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是战士，是拓荒牛，是埋葬世俗、琐猥、腐朽的掘墓人。
“恵而不知为政”论
春秋时，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经常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老百姓过河，被孟子嗤之以鼻，说他的做法是“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的高论是，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的问题而苦恼了。
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事情发生的更复杂的背景，究竟是子产做得不对，还是孟子指责的不对。子产做为一代名相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子产在郑国施政第一年，很多人抵触，民间流传一首歌谣：“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第三年，歌谣变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亡。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老百姓从恨子产，到担心失去子产这样的人。又如他的不毁乡校，让百姓集于此，“以论执政”，子产从中择“其善吾则行之，其所恶吾则改之。”这些政绩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整天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孟子也不会见其一偏而否其全面。孟子只是不屑于这些小手段，告诫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
那么，“惠”与“为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很显然，“惠而不知为政”这一结论是对的。作为一个执政者，你只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似乎对百姓很关心，但对关系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却说不出一二，这样为官，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受欢迎。因为他只是一个会做表面文章的庸官。这样的官，官位越高，危害越大。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要胸有大略，拿出大政方针和主张，至于如何去实施，那是你如何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事，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现在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具体的方面做得都很细，但总体方面总是没有突破，这就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战略的结果。我们的一些干部只会帮老百姓“过渡”，却不懂得“修桥”，这如何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能力问题，一个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只会在小圈子里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现。卓识来自哪里，来自对政策的理解，来自对工作对象的熟知，来自对信息的掌握，来自对下属智慧的集成。一个领导者不愿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换洗头脑，那他永远处于劣势，不仅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反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包袱，其可悲欤！
话又说回来，惠而与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没有能力“修桥”前，能做些帮百姓“渡河”的好事，也总比无所事事强。但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能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举双手欢迎吗？
安民则惠
一个爱民的好官，就要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几则历史故事：
唐代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携带众多的宾客游玩，当船行至益昌县境内时，崔朴派人传县令遣民拉纤。何易于得知传令，立即把“朝板”插在腰间为崔朴拉船。当崔朴发现拉纤的竟是县令时，惊讶地问，县令为何如此？何易于拱手答到：“正值春时，百姓不是忙着种田，便是忙着养蚕，我正好无甚大事，可以充当这一差役”。崔朴和乘客听后，面带愧色跳出船舱乘马返回。
乾隆时，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视，黄廷桂任两江总督，规严威重，对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说了就要置办好，下级官吏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当时丹徒知县熊某，会同黄廷桂开辟街道。熊知县不忍毁坏百姓的坟墓，御道绕了一里多路。黄廷桂知道后很生气，说皇帝车驾所经过的路不走直道，是对皇帝大不敬，如不马上改直道就要杀头。熊知县对他说：“难道皇上驾前有人拿着指南针，从北京到丹徒一个弯也不转吗？况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听说为了御道有掘坟墓晒尸骨的事必然要动怒，那时担当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难道就没有恻隐之心吗？”在场的道员、知府都吓得不得了，拉熊知县的衣服叫他快向黄廷桂认错，熊知县大声说：“参我的官罢了，还能杀我吗？”黄廷桂拿他没办法，御道也终于没有改。
何易于、熊知县都是关心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也可以置生死不顾，挺身抗命。他们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明代，也有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
《明史》载有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的事：
“……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倍数，一郡饶足。”
方克勤是一个爱民不唯上的好官。爱民，就应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凡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如果只唯上，为迎和讨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办，讨你满意欢心，弄好了就会加官进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会，冒犯上司就会有丢官的危险，在乌纱帽和百姓之间，你选择什么？你是为官位干还是为民生着想，在这个试金石面前截然而见人之品行。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为本”的宗旨观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实。工作只要领导满意就行，不管于百姓利益有无损害。反正你领导有话，产生负效应责任不在我，这是一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干部。这样的官，百姓是不会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方克勤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图虚名。《明史》中记：“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拿百姓的利益做晋身盗名的“垫脚石”，他是绝不去做的。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达治本。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来邀名求官者相比，一个是磊若日月，一个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讨论治国方略时说：“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史记·夏本纪第二》〉为官一方，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为官者，就是把功业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书·魏征传附魏谟传》记：唐文宗要看史官为皇帝写的起居注，魏谟进言说：“古代设置左、右史，记录朝政得失，作为后代的鉴戒。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记录；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们也会记得的。“唐文宗说不是这样的，我已经看过了。”魏谟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尽职。陛下一看，以后作记录时，必然会有所忌讳并歪曲事实。记录善与恶不符合实际，就不应该作史官，况且后人怎么能够相信呢？”于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这是古代对史官的一向要求。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笔直书，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实记下，不要有溢美之辞；皇帝做了错事，也要如实记下，不可夹杂个人的贬辞。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对皇帝有监督作用。“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周书·柳虬传》而且监督的作用还非常大。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就得对自己严要求，处理朝政不得马虎，否则，史官就会在历史上给你参上一笔。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游，打猎，史官如实记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猎，这样的次数多了，后人就依此评价出皇帝是怎样的当政者。史官的这个权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古时有“董狐之笔”之说，说的就是史、官为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献身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
北魏时有这样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国语》，他们“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魏太武帝十分恼火，以“暴扬国恶”为罪名，要将他们处以极刑。
太子想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便同他一起晋见太武帝。事前，他叮嘱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在这生死关头，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而据实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太武帝大怒：“此甚于浩，安有出路”。
太子忙解释：“高允见皇上天威严肃，故一时惊慌说错，平时我问他时，他都说这是崔浩所作。”但高允不肯做违心之事，他说：“太子可怜我，为我乞命，平时我没讲过此事。刚才我讲的是真话，不敢虚妄。”
太武帝也被感动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而高允直言极谏，拒绝拟诏。太武帝又大怒，经太子再三拜请，高允才得以获免。
对皇帝是这样，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们更是不客气。唐代吴兢当初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记录了张昌宗劝诱张说作伪证，诬告魏元忠谋反一事。文中记述：“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后来张说任宰相，读后不快，知道是吴兢所写，于是假装不知，对吴兢说：“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一点都不留情面，怎么办？”吴兢说：“刘知几已去逝，不可诬陷他。其实是我写的，草稿至今还在。”张说多次请求改写，吴兢拒绝说：“顺从你的私情，怎么叫作实录呢？”终于没有改。见《新唐书·吴兢传》
有时，当权者会施各种淫威，以迫史官屈服。晋朝孙盛所作《晋阳秋》，用辞直率，道理严正，人们都称之为良史。后来大司马恒温看了《晋阳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战确实是失败了，但也不像令尊所说的那样。如果这部书流传开来，关系到你一门的身家性命。”孙盛的儿子连忙拜伏谢罪，说要请父亲删改。于是儿孙们都向孙盛痛哭流涕，跪下磕头，要他为一族百人的命运着想。孙盛大怒，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的儿孙们还是自己动手悄悄删改了。以至流传下来两个版本的《晋阳秋》。
“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彰，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方以智《通鉴·考古通说》）能在史书上书上一笔，也是史官们引以为豪的事，正是他们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彰善瘅恶”，才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也留下了一种不媚世、不媚权贵的正义精神。
“六言六蔽”说
孔子教诲其弟子，曾提出“六言六蔽”说，即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读之思之，于人生修养大有裨益。
其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这大抵是指一种忠厚之人，百姓所谓“狡猾不足，忠厚有余”者。这里的“狡猾不足”是说过于死板以至于呆。这样的人，如果不善学习，不能拓宽知识面，心中不充沛，反而总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不能举一反三，也不能触类旁通，处事显得拙，容易上别人的当。这种人虽不失为本分之人，但终不成大器。
其二，“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爱自己的聪明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放荡不羁。这是百姓所说“浮灵”之人。不学习，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仅凭一点小聪明，遇事似懂，其实什么也不懂，总是浮在表面上，象浮蓬一样无根底。这样的人，一生终将一事无成。
其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虽然有诚实、讲信用的本质，但不爱好学习，容易被人利用。这是说，不学习，缺乏识辩能力，往往稀里糊涂地上了当，小则害己，大则害人。小则害己，是说个人利益受损不要紧，大则害人，莽撞地助人干了坏事。
其四，“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是说，爱好直率而不好学习，其弊病是说话尖刻伤人。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坦诚相见，很容易交到挚友。但缺乏知识修养，口无遮拦，就犯了祸从口出的病，很容易得罪人。“三缄密，虑言之或失”，更何况信口开河了。而且心直口快的人，都无意中伤人。没有知识修养把住嘴的关口，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点。
其五，“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这是说，性格勇敢而不善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这是针对鲁莽人说的。上一段是针对语言方面，这一段是针对行动方面。勇敢的品性如果没有知识修养控制，很容易感情用事，做事不计后果，只逞一时之能，最终落个孔武之人。
其六，“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是说，爱好刚强而不好学习，其弊端是狂妄不羁。争强好胜这本不是什么缺点，人总是要求进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强威，锋芒毕露。这样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为是，到头来，把自己架空。而知识修养，正是培养谦虚的品质，以克制狂妄自大。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劝诫人们多通过学习提高修养，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达到更完善的境界。
阴去其弊说
“阴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让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觉中去除，使事业得以成功。《治国方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阴有以去之”，实际就是疏导的策略。
五代时，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事业，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也未必心甘情愿。楚王马殷的谋臣高郁建议，让百姓在缴纳税租时以帛代钱，解决了百姓尽心养蚕的事。唐德宗时，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宰相陆贽建议，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就是“阴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是针对“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怕也”这种说法而提出“阴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认为：“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是说：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却违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察觉出来，以至达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这里引出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是当人们还未认识到做某项事业的利益时，是不是等人们认识以后才去行动呢？那恐怕历史发展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历史允许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走在前面，带领未觉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这当中，历史的潮流会裹挟着一些人前进。许多改革都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如果等到人们都觉醒，都统一了思想（所谓的），历史的机遇会一而再错过。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施行时，许多人转不过弯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中央下文件把这一策略推行下去，现在看来受益无穷。如果光照顾人的情绪，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种是“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达到完成某项事业的目的，又能把事业进展中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策略地弥除，岂不更好吗？这是说，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多动脑，多想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体现原则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于情于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结果会更圆满。
美国人耐尔·尺·斯威尼在《致未来的总裁们》中指出：领导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激励方式的选择。专制的领导发号施令，人们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领导同人们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领导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工作。我们要做开明的领导，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强硬地施用权力，多做一些疏导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爱人
毛泽东同志雅好历史，尤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在阅读《南史·韦睿传》时，在“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属必须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兵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写了一段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作风，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爱人的作风，这是古往今来善于选贤任能的政治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济济，和他有这种作风有关。他和手下将领同甘共苦，对他们关心备至。大将吕蒙病重吋，他把吕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侧，常穿壁观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将领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时，诸将不服，孙权借大宴群臣之机，让周泰解开夜衫，指着他身上的伤痕，不禁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划，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事乎？”众人皆感服他这爱人之心。
在当代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能体现出用人而爱人之情。毛泽东非常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1937年初夏，罗荣恒与林月琴刚结婚半个月，即奉命到前线。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找去，他开玩笑似地说：“你们新婚就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看对方没有什么情绪，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你也是送郎参军吗？”这些话使林月琴感受到了关切抚慰之情。以后，当毛泽东得知罗荣恒在前线患病的消息后，即电示他到医疗较好的新四军医院检查。不久，中央指示罗瑞卿到当时仍是国统区的上海继续医治。不料，中央来电刚到，毛泽东来急电：罗瑞卿身上有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以后数年，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健康牵念不已，多次催促诊疗，不时派人探视，写信问候。
“欲人之爱己者，必先爱人、《国语·晋语》当领导的只有用人而爱人，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上下级关系，才能增加下属的信任感和理解心，更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周围的人。这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领导者，应对身边的同志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工作上创造条件，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役使”关系，那么，“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上下就会同心协力，把事业搞得更好。
也要“知人善免”
“知人善任”这句话容易为人接受，不外是“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唐·吴兢语）而提“知人善免”，似乎违反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不好为人接受。不过，当前改革中，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议一议。
在现实中，“官本位”的优渥对人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当了官可以稳坐铁交椅，只要不出大问题，无过，便是功劳，即使工作平庸，毫无进取，也保你在铁交椅上磨破屁股。一些人把单位搞糟了，把企业搞垮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官。而用人者偏不肯打破面子，总有些借口：“干这么多年了，没功劳还有苦劳”，“熟悉情况，老经验多”等。或因是老关系，有“根”子人物，以及有不可言明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于是，“宁用不才以旷世，不肯变例以求人（宋·包拯语）致使一些庸才尸位素餐，为官一任，糊涂一方。这类人你还指望他去改革吗？
要想成就一项事业，择人必善，尤其要搬开那些兴业不足、败事有余的绊脚石。任何明智之人都不会任用庸才误事。包拯是宋代名臣，他为官时，针对当时“居官者，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现象，向仁宗皇帝直言：“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他尤其主张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位无职”的官员，不论职位多高，即使没有什么过错，也毫不留情，坚决予以纠弹。他在知谏院时，曾上书弹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无建树的宋痒，认为他是“窃位素餐”，极不称职。包拯所为，是顺应时势之举。而我们在这不可逆转的改革中，尤需此种精神。对那些平庸无能、缺乏创新精神，打不开局面的干部，应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去，这是搞好改革的关键一环。
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旧有的观念，盘根错节的纠葛，势必阻力重重，需要拿出动真格的勇气。应该象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提出的那样，敢于用“三铁”破“三铁”。所用的“三铁”是：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能有这种魅力，才能杜绝“无功者而禄厚，不能者而爵尊”的现象，使改革健康发展。
用人当举其所长
文坛上曾研究过一种“何其芳现象”，是说一些大作家从政后，其创作才华大减，连作者本人也为之喟叹。不由得想起南唐词人李煜来。
以作词而论，李煜堪称一代巨匠。据《唐音戊签》记：“煜少聪慧，善属文，性好聚书。”他一生写下许多悲戚哀怨感人至深的作品。以治国而言，李煜只是一个庸才，丢了半壁河山。宋太祖曾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岂为吾所俘也。”其实，作好诗的功夫未必能成为治好国的本领。有的人有学士才，未必有宰相器。这是因为人的气质、兴趣和修养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特长，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我们应选择发挥其特长的有所能，不强求不能发挥其特长的所不能，使每个人都能有所建树。生活中偏有逆于此理的，某些人在专业上一有点小名气，官帽就要扣到头上，仿佛唯此才尊重人才，使这些人学术问题钻研不了，政事又忙得焦头烂额，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国，官本位的优渥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未必能使每个人在精神上获得充实。在人生的座标上，每个人都应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欧阳修曾说：“凡人才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用等号联接管理才能和专业技术才能，这也是亟需改变的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种现象。
墨守成规者戒
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讲话的主旨，就是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每一个公民，都应“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唐·韩愈）应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一些习惯墨守成规的人，在那里徘徊观望，包括一些能左右一个地区单位局势的人，锣鼓已敲了几遍，仍不敢上阵，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和行动来，对这种人有必要对他猛击一掌。
墨守成规的人，一是对改革的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只看到不利的条件，看不到有利的条件；只看到局部的形势，看不到全面的形势；只看到个人的力量，看不到蕴藏在群众中的改革的能量；只津津乐道于眼前既得的和回味过去的，而不思考将来的。他们不知道失去当前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就永远处于被动，永远处于劣势。二是思想僵化，跳不出既定的思维定势。改革需要改革者具有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才能闯出新路。而这种人喜欢用经验把自己束缚起来，一旦跳出既定思维的圈子，就没有安全感，只有失落感。于是划地为牢，不肯前进。
墨守成规的人，不肯冒风险。向前迈进一步，总要看看别人怎样做的，文件上怎样写的，上面怎么说的、，做事总想到反面意见的压力，因此永远迈不开步子。
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经验，只有靠我们去闯，深圳等特区靠闯劲，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带动中国改革的龙头。
闯，需要一部分“敢吃螃蟹”的人走在前面，不要等群众都认识到了才去做，而是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带动他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必须有胆有识。有识，能认准方向，不盲干；有胆，能排除阻力，闯出新路。
我们还要造就一种文化氛围，更新思维，改变人格中懦弱、保守的一面。一个人在生活中处处唯唯诺诺，时时恭谦，他的生活不会丰富多彩，属于他的世界太渺小，这种人只能是改革中的守旧派，只有在生活中勇于打破清规戒律，磨炼思想的敏锐，促进思想的不断图新，才能走在社会改革前列。
“削足适履”与个性发展
人都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又都是丰富多彩的。
一个充实的、有独自特点的个性，既需要主观上不断加强修养，也需要外部良好环境的熏陶。但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缺乏使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世俗的观念常常限制人个性的发展。人们总是用习惯的标准要求他人的言行——你只要表现出随和大家，这“随和”，不管有无社会意义和价值，你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就会获得稳重、忠厚、娴淑……的称誉。而你顺应个性去做一些事情，尽管是理智的，不违背社会公德的，也会被认为“出格”了。“爱出风头”、“鲁莽”、“放纵”的毁誉也随之而来，以至生活中使人不得不“削足适履”，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顺应别人。
实际上，个性是不应受压抑的，个性受压抑，就会畸形发展，失去生活的乐趣和色彩，也于改革不利。因为一个单位要充满活力，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单位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的。试想，在一个机关内，如果都用同样的个性标准要求人的言行（这是封建家长式的做法〉，人人都温顺恭谦，都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跳出某些保守观念模式，还谈什么创造才能，也无从谈起改革的出路了。
在改革时代里，应允许干部有个性，干部身上有明显的个性特点往往是最可贵的东西，不能把干部的个性特点看成是缺点。领导者应容得下干部的个性，并加以尊重和爱护，而不应把他们变成“和我一样”。在生活中我们既需要有群体的依赖性和趋同性，也要保持独自的个性，保持个真实的我，无妄无畏无任何虚假成分的我。冯玉祥将军的墓碑上题有“我就是我”的话，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呢？唯此这样，才有全新的事业。这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
文人相轻·相重与人才
“文人相轻”是文学发展潮流中的一种逆现象。最早概括这种现象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至，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种现象是由于作家思想、艺术修养不高而造成的。它对于人才的成长极为不利。
文人相轻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列举班固轻视傅毅的例子，“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傅毅〉以能属事为澜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体。”傅毅和班固都是东汉时的文学家，不相上下，而班固却贬低他的文章汗漫无统。唐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曾记白居易被李德裕压抑的事。当时的白居易虽已文章冠世，但还“不跻大位”，和他同时的大诗人刘禹锡曾向李德裕太尉作过推荐。一天，刘禹锡拜见李德裕时说：“近曾得白居易文章否？”李德裕回答说：“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等到取出看，已满箱笥，覆没在尘埃中。李德裕告诉说，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恐迥吾之心。”无怪当时的人都说李德裕“有学士才，非宰相器。”可见其心胸狭窄。居官在上，而轻视小人物，连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也有过这方面的过失。王安石当政时，有个叫郭祥正的，很有点名气，连梅尧臣也称他是“太白后身。”他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意义，上书给神宗皇帝，认为天下的大事都应由王安石来处理，有持异议的，即使是大臣也应当屏黜。神崇看了很惊叹。一天问王安石：“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并拿出郭祥正的奏文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却认为自己受一个无名的小县令荐举感到可耻，矢口否认郭祥正无行，终使郭祥正归隐青山。由此可见，文人相轻会抑制人才的成长。
与文人相轻相反，也有文人相重的现象。如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就善于举用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都是由于受到苏轼的选拔推荐而显名的。据《宋史》记载，苏轼看到黄庭坚的诗文，“以为超世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晁补之是通过带着一篇描写钱塘山川风物的赋《七述》谒见苏轼，受到赞赏而显身的。苏轼读到秦观的诗文，认为有屈宋之才，“以贤良方正荐于朝”。后来听到少游死在道路，深为感叹：“世岂复有斯人乎！”对张耒，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对他们四个，都“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即使对不为人知的孤儿李薦，也不埋没其才，收为学士，甚至“解衣为助。”难怪李廣听到苏轼死去的消息，“哭之恸”，作祭文颂之说：“皇天厚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而苏轼等人也受过梅圣俞、欧阳修的推荐。据《能改斋漫录》记：“东坡初登第，以诗谢梅圣俞，圣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欧阳修在爱惜人才上，是深为人赞赏的。和欧阳修同时的一个文人江磷几，晚年曾极力诋毁欧公。欧公从未计较。当江磷几死后，“公吊之，哭之痛。”而且为他作祭文，没有一字之贬。由此可见，文人相重，对人才的成长起很大的扶植作用。
以上所说只是文学领域的事，推而广之到社会其它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我们建设四化大业是前所未有的鸿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为她献策出力。我们应该有“放人出一头地”的精神来尊重人才。孟子说：“以善举人者，然后能服天下。”如果全社会都能予人才以“善”，四化大业早日可待。
储才以济事
人才，历来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尤其是改革之际，更需要卓越人才担起大任。因此，有必要储存培养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我们也可以说，人才是改革之本，是当务之需，更是关系事业发展与传承的长久大计，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使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独具慧眼，确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时时留意我们周围的人才，及时发现，及时储存，而不是临需要时才象考古似地去发掘。林则徐在发现人才方面就很有方法。他在书斋里设了一个大柜子，内设十八个小箱子，每个箱子代表一个省，箱内收集了该省丰富的人才资料，以便随时推荐。这种储才方式，使很多人才得以任用。当然领导者除具慧眼外，还要有接纳人才的胸怀，有“荐贤当惟恐后”的伯乐精神。唐太宗能广任贤良，“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贞观政要》卷五）。唐太宗曾命群臣举贤，身为尚仆行射的封德彝久久不能举，受到太宗的询问，封德彝辨解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驳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资治通鉴》卷192）心有所偏见，视野被雍蔽，对人才就视而不见了。
当然，人才被发现后，还要创造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培养，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成熟。但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平时勤于“储备”。明朝黄仲昭曾说：“国朝用人才，犹农家之积粟，粟积于年，可以济饥，才储于平时，乃可以济事”。多发现培养人才，是济我们事业成功的长久战略。
王安石的用人之道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改革家，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厚”。尤其在改革中，得失人才更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当今改革之势不能成功，是因为“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而“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真正有用的人才没有被发现，被任用。他提出要把那些“一道德于上”、“为国除忧”和“急其民之急”、“貌、语、行精，作风正派”的人选拔上来，担当起改革的大任。对如何选用人才，他又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方法。
所谓“教之”，就是象古代圣贤的当政者那样，“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也就是说，不仅要严格选拔，还要注重教育培养，教给他们“朝廷礼乐刑政之事”，具备从政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以适应国家需要。所谓“养之”，就是要给他们一定的生活待遇，有物质生活基础。对他们“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载之以法”。“饶之以财”，“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约之以礼”，使他们不至于“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对其行为产生制约力，不走到邪路上去；“载之以法”，使他们“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做到有令必行，行必到位；所谓“取之”，就是对他们审德知才，问以言行，考验事功，命以爵禄；所谓“任之”，就是根据其德才高下，分别任用，发挥所长。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是无能的官吏，要坚决罢黜。
王安石还提出对人才要“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心换心”，取得相互信任和支持，共同去创造业绩。王安石这些对人才选用的方法，都来自切身的体会，有些未必妥当，但对我们仍有借鉴作用。
“百步芳草”与“远来和尚”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们常用这一比喻来说明身边就有人才，但在实践中未必每个人都能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战国时，田饶侍奉鲁哀公，但是不被鲁哀公所赏识。田饶于是对鲁哀公说：“我将要离开君王，像鸿鹄一样南飞了”。鲁哀公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田饶说：“君子难道没有看过雄鸡吗？它头上戴着冠，那就是文宗：脚后附着利爪，那就是武器；敌人在前面，敢于和他们战斗，这就是勇敢的表现；见到食物，互相招呼，这是仁爱的表现；从夜晚等到天明，按时鸣叫，这是守信的表现。鸡虽然具备了这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每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来源很近的缘故。鸿鹄一飞，就能达到千里，停在君王的田园和池塘里，吃池塘里的鱼鳌，琢田园里的菽粟。虽然它没有俱备文、武、勇、仁、信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看重它，那是因为它从远方来的缘故。所以我要离开君王，象鸿鹄一般高飞了。”鲁哀公说：“你留下来吧！我把你的话记载下来。”田饶说：“君王有贤臣都不能用，又何必把他的话记载下来呢？”终于离开鲁国，到燕国去。燕国任命他为宰相。经过三年，燕国的政治非常安定，国内没有强盗和小偷。鲁哀公知道后，深深地叹息，为了这件事，三个月没睡在床上，说：“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见刘向（见《新序·杂事第五》）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常犯鲁哀公式的毛病。往往抱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观念，不注重身边人才的培养和能力的挖掘。在他们眼里，“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媳妇”是人家的好，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低能儿。这里边有两个客观的蔽障，一是由于久处，把身边人看得太“透”了，既看到长处，也看到不足，用起来总觉得美中不足。远来的“和尚”初来，比较有活力，也愿意拿出最高水平赢得信任，又由于新来特别谨慎，缺点一时还表现不出来，因而显得比“坐地户”高一筹。另一原因是熟视无睹，由于熟悉了，不愿去挖掘深层次的东西，停留在表面一般认识，不肯给其培养锻炼的机会，使身边人的潜能发挥不出来。主观原因就是领导者识别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或心胸狭窄，或求全责备，致使人才被埋没。
其实，“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三国和洽语）看人要全面综合地看，不要偏执一端。而且，对于人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问题。培养要敢于放开手使用，让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改掉不足。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不要对人才急于下结论。不要因为有一点缺点，就放弃整个人，这样的话，去请“远来的和尚”也不会香。
“何代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明·李贽《初潭集序》）何地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我们不要让身边人抱有这样的遗憾。不要做“不慎其前，而悔其后”的事。鲁哀公“避寝三月”的自责精神倒值得敬佩，鲁哀公失臂田饶的事更值得借鉴。
“你是谁？”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说：“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沙与沫》）这句话道理深蕴：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很难。
说自己不了解自己，似乎在情理上说不过去。除非傻瓜，谁不比别人更了解自己——自己的性格、爱好、才智、能力……但这不是对自己的真正认识，只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一一如同照镜子一样。这种人只知道自己的特征，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只知道了解自己是一种需要，不知道认识自己还有目的。那就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不仅了解自己，还要把握自己。这种人，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看得一样清楚，而且善于弥补短处，发挥长处；这种人，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能够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选择适当的目标进取；这种人，自信心十足，一旦认准了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做到底，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成功；这种人，善于充分利用时间，因为他知道，把握不住现在的我，就会失掉将来的我;这种人，不断地完善着自己，他能够驾驭自己在任何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下幸福地生活……古希腊阿波罗庙颁布的神论中有这样的告诫：“认识你自己”。我们也要问上一句：“你是谁？”你真正认识你自己吗？
为官与读书
陈政高在大连西岗区任区长时，该区是有40多万人口、800多家企业的大区，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善于忙中偷“闲”，坚持每周逛一次书店，每天至少静心读书一小时。他当区长四年多，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今中外书籍，读了上百本，读书笔记足有五万字，资料卡片摘录近万张，他撰写了25万字的《治安百题》和20多万字的《区街工作论》。
可以说，陈政高是一个“读书种子”。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样“学者型”的人才是否太少了？那种“将军不看地图”一也即为政者不读书的现象是否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一个地区落后，一个民族素质低下，是否应该从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方面找一找原因。
“学者非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纵观历史，哪一个有建树的为政者不是借助知识的力量修身、治国、平天下呢？
“刘项原来不读书”，汉高祖刘邦是个典型的无赖皇帝，他最瞧不起读书人，甚至往儒生的帽子里尿尿，但后来他都告诫他的儿子：“吾遭乱世，当秦禁书，同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句成语说的就是读书使人进步的事。吕蒙是孙权手下的一员猛将，但缺少学问，孙权劝他：“卿当途掌事，不可不学！”吕蒙推说：“军中多务”，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做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群书，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事多，但谁会象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开始读书。后来鲁肃过浔阳时和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再不是从前的你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宋代的冠准，自小就通读《春秋》三传，十九岁时考中了进士，但当他拜相时，他的好友张咏还惋惜地说：“寇公是个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规劝他要广学，冠准诚恳地接受了意见。
一位哲人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通过读书获取知识，是对智力的最直接开发，是提高思想水平的最有效途径。避免了独自摸索而空耗时间和精力，避免了走弯路而可以直接“登堂人室”。同时，我们对生活的直接体验，由于自身经历的局限而显得狭小。通过阅读，我们获得了间接体验，从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可以说，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来自于对知识阶梯的攀登。一个国家，只有追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才能给她带来发展和繁荣。而作为先进阶层的从政者们，理应当首先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武装自己，以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去创造，去进取，而不是把自己禁锢在经验主义的圈子里，以为仅凭一己经验就可以在所辖的天地里造一座金字塔。历史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他们在浩瀚的人类知识面前显得太渺小，他们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里显得太软弱，无所适从。这样的为官者，只能是守摊者，不可能是拓荒人。
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只有充分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把握住机遇。只有那些掌握了更多知识的人，才最有竞争力。而那些连“地图”都懒得看的“将军”们，历史将如何选择你呢？
(陈政高现为辽宁省副省长兼沈阳市委书记）
保持读书人的本色
清人王国安初登科第，谒见大学士朱轼，朱轼告诫王国安说：“学人通籍（当官〉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王国安终身背诵这句话，坚持读书人的清贫生活。即使后来当了大官，所用的衣食器物仍然不改旧有的。
朱轼的告诫是十分有深意的。读书人毕竟经过了知识的熏陶，应该有高出常人的思想境界，也即用知识的充实显现出的一种特有的本色。所要坚持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安贫乐道”。安贫，并不是说追求贫困的生活，而是要保持一颗平淡的心，不为名利、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所累，在平淡中实现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许多读书人在汲汲求知之时，大都能保持这朴实的本色。一旦走上仕途，当年的刻苦钻研精神，甘于淡泊品质，都被官场上的习气所取代。贪图享乐，追求安逸，几乎是这类人的通病，仿佛当初的奋斗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久而久之，便俗气满身，成为官场小政客，而非学问之人。
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是很可贵的，它保持一颗不受世俗污染的心，不受官场惰气腐蚀的灵魂。这种本色是执着的、率真的、勤勉的。使人生有活力、有动力。唯此，才把人生境界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唯此，社会才有一片净土，人类精神才有一片寄托；唯此，文化之流才能源源不断，科学事业才能发扬光大。如果说，在一个环境乃至一个社会，读书气氛很浓而不是铜臭气味袭人，那么，这必定是有利于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清新环境，这个社会必定是进步社会。
读书人保持本色，就是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不玩物丧志。明朝人孙交，《明史》称他“清慎恬悫（清廉谨慎，恬淡诚实〉，始终如一。”在南京就职时，同僚因公事少又容易处理，空闲时间多，就一起谈天逗趣，饮酒或下棋取乐。只有孙交在一间屋子里读书不出。有人为此说他，他回答说：“对圣贤语，不愈乎宾客、妻妾乎？”也是明朝人李材，明纪宗嘉靖四十一年考取进士，授官刑部主事。他自认为学业未成，竟然请假回到故乡，遍访当地学者，同他们探讨疑难问题。（见《明史·李材传》）这种人，把求学看得比为官重要，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认清自身价值取向，不留恋扭曲人生、压抑理性的环境，让人生过得更洒脱。
读书人保持本色，还要不被利益所引诱。清人张伯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清史稿·张伯行传》）这里说，道德品质高的人懂得并追求道义，道德品质低的人只懂得并追求利益。老子学派贪图生存，佛家学派畏惧死亡，有志建功业的人献身名誉，这些都是在追求利益。读书人是一个很先进的阶层，应当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是读书做学问，不要抱着功利主义的目的。过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功利主义的诱导。个人名誉利益掺杂其中，就失去了读书人的本色。宋人马伸说：“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行也。《宋史·马伸传》）读书人要有一颗清心，不要背太多的包褓，不要对世俗有太多的牵挂，才堪当行道的重任。
“透得名利观，方是小歇处”。追求名利外的高尚境界，这就是读书人的定位。
要读好书
读书也要有“精品”意识，这就是要读好书。
“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郭沫若语），只有真正的好书，才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书籍虽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并不是每本书都是玲珑剔透的宝石，有的也瑕疵难掩。有这样一则故事：亚力山大国王正在与臣下读书，一位国王喜欢的车夫问：陛下，您读的书里都有什么？国王说：都是圣贤的话。车夫问：他们都死了吧！国王说：那当然。车夫说，那您读的都是糟粕呀？国王震怒了，训斥车夫说：你要是解释不清你说的话，就杀了你。车夫说：陛下息怒，我是根据经验看这件事的。国王都承认我是一个优秀的车夫，我知道对待马匹太宽容了马会偷懒，但太严厉了马也要伤了自尊心从而怠工。我能掌握好这个尺度却无法准确说明白，甚至连我的儿子都教不会。同样的道理，古人不也是带着他们最好的东西进了坟墓，只留下了糟粕吗？车夫的话是说，话语是不能完全达意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最好。每一位作家都想把最好东西留给读者，每一位作家又都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更何况还有一些蹩脚的作者充竽其间。因而他们留下的作品也就参差不齐。罗家伦先生把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智慧的，一类是无智慧的。智慧的书，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莹，斧凿般的犀锐，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开辟人的思想，有时可以引申成一篇论文，或成一本专著。这就是英文中说的灿烂的书。无智慧的书则是材料堆积，“晦涩的书”。在著者是“博而寡约”，在读者是“劳而无功”。我们在阅读中也有这样的感觉：一部灿烂的书，令人爱不释手，往往“手之而惟恐其易尽，尽之但觉其可思。”而“晦塞的书”，则“开卷无几，辄思掩去，”有的甚至撇之如屐了。
许多先哲都得力于好书的滋润，博而不求其多，但求其精：
“太白不读非圣贤之书”。（李阳冰《李翰集序》）。韩愈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
元武宗认为：“大学衍义。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清人姜国林云：“《论语》终身味之不尽。”
粱实秋先生认为，读书就要读第一流的书，因而他选中了翻译莎士比亚的书，一本仇兆鳘《杜诗详注》，跟了他五十年。
那么，好书的标准是什么呢？
西方学者有“试金石”一说，认为以五十年为期，经过五十年而仍不失阅读价值的为佳作。这就是说，时间和人们的赏识力是最好的试金石。以此标准，许多流传下来的名著当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那么，以此为标准，是不是就忽略当代那些还未经时间选择的佳作呢？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在大家的作品上。其实，好书的标准具体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对书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每个人随着阅读的深人，随着识别力的增强，标准也当然随之提高。每个人的识别力都有这样的飞跃过程。只是有一点是必须保持的，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力去读书，你必然发现属于自己的“宝藏”。
郭沫若先生在一首诗中写到：一本有价值的书，算起来总是年轻的，读了这样的书，似乎也能够使人年轻。愿书籍给我们带来永远年轻的心，永远年轻的生活。
“读易书难”与“读难书易”
“读易书难”指两种现象。一种是有些人连最容易读的书都不去读，对求知毫无兴趣，把读书当作非常难的事。另一种指有些人读了较容易读的书，但不得要领，没能把握其中的精髓，这是一种浅尝辄止的读书。这种人往往刚及表象，就自以为懂了，不肯再费气力，结果对知识的了解总是肤浅的。曾国藩在给纪泽的信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愉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好些人连“求明白”都做不到，也就无从谈个中滋味了。
“读难书易”，是说遇到最难懂的书，如果能深人进去，也变成很容易的事。宋朝有个叫蔡元定的人，是个“人读易书难，季通（指蔡元定）读难书易”的读书怪才。他“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一过目辄解。”（见《宋史，蔡元定传》）连朱熹注疏《四书》、《易》时，遇到难题都要与他商量。他之所以这样善解难题，就是因为深人进去，能“义理洞见大原。”朱熹说过：“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如果人于理，就能，深人下去；如果隔膜理之外，知识对你来说永远是深奥不可知的。
这个“理”，可以说是书中最根本的东西。做到“读难书易”，必须抓住根本的东西，主题，脉络，或主要人物，或主要情节，或主要观点，抓住这些“本原”，就会收到顺源而流下，循根而舒其叶的效果。王守仁在《传习录》中说：“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人手，渐渐盈科而进。”“盈科而进”，就是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方法，登堂而人室。
“读难书易”，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点来突破。我们不妨学一学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方法：“读一遍，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
读书能深人进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记忆。清人梁章钜在《退庵随笔·读书法》中曾告诉我们练记忆用“精熟一部书”之诀。“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达到“同类相感，无不通彻”的效果。能“精熟”，能“辨其是非高下”，当然是深人进去了。以这种熟读一本书为根基的方法，或可戒读书浮躁病。
“学者功夫，宁下而勿高，宁沉而不浮。”（明·胡居仁《居业学问录》）我们读书，要有一个起点，要有一种“锲子”精神深人进去，而不是浮在上面。如此读书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讲学习 着眼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同上个世纪相比，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的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就是说，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它有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持，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传统经济的新型经济。在这种新型经济中，谁占有知识，谁重视科技投人，谁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目前89%。以上的科研活动都集中在工业化国家，它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日本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最多，平均每人每年700美元，美国600美元，欧共体每人300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有的人均只有0.22美元。可喜的是，我国政府逐年加大对“知识创新工程”的投资，这是加大对科技的有效投入，加快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大举措。
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人把机遇比作兔子，每个人都要做优秀猎手。当机遇来临时，你没有练就百发百中的本领，机遇就会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更新观念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的创新、知识的组合、知识的使用、知识的管理来调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的。一旦以知识作为人类发展的中心，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其结构、格局、规律、运行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必须随之改变。不加强学习，就会有被历史淘汰的危险。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不注重学习，连眼前的工作都很难胜任，更不用说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了。另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权力是一种挑战，也就是说，那种以行政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不足以显示权力的威严性，而更多地是应赋予权力以知识的内涵，才更有说服力和导向力。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知识与权力的抗争。英国温泽市政府大厅是建筑师克里托斯·雷恩于1869年设计的。大厅天花板只用一根大柱支撑。工程竣工后，政府权威人士担心不安全，责令雷恩多加几根支柱，雷恩照办了。300年过去了，人们发现，后加的四根支柱，实际并没有与天花板接触一一纯属虚设。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我们还做这样的“门外汉”吗？
不要“权令智昏”
很显然，“权令智昏”是从“利令智昏”衍化来的。其实，有了一种现象，就该用相应的词语来概括。
古时虽没有创造这个词，但对成功之后获得权力就头脑发热，容易走向反面的现象有过告诫。
唐太宗和魏征讨论“创业”“守业”孰难时，魏征认为，成功之后往往“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韩诗外传》中说：“官急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怠”。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这是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总结的。
“官久渐觉民命轻，耳熟宁闻冤号声。”明代钱澄之简直忿忿于那种“官久”视民命为儿戏的现象了。
清朝王豫说得更干脆：“成德每在困穷，败身多因得志。（见《蕉窗日记》）纵观历史现象，一个人在创业和走向成功之初，往往能严格地求己，恭谦地待人，冷静地处事，“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一旦有所成就，或久在一个权位上，有的人便渐渐产生“怠政”情绪，“望轻而法玩”，放松对自己的约束，滋生居功自大的心理，权势意识浓厚，自我意志膨胀，以至达到“权令智昏”的地步。所谓“权令智昏”就是权力独揽，唯我为是，为所欲为，“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甚至以权代民主，以权代法。这种人认为：反正我手中有权，凡事要围着我转。这种转，不是和社会利益、人民利益同轨转，而是围绕个人私利转，他们要在自己周围培养一种奴化、私化的风气。这种人身上没有一点“王道”，而独擅“霸道”。所谓“王道”，是仁世之风范。它能宽宏于人，泽被于广大众生。处事遵循公认的社会道德、法纪及人情标准。而“霸道”，则依靠权势，蛮横独断，居官自大，目无群众，听不进去批评，也听不进去好的建议，最后架空自己。一个人到了“权令智昏”的地步，便是走向衰亡。毛泽东曾说；“那种个人意见第一，一人称霸、独断专行，是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并说：“凡是取这种态度的人，总是要失败的。““权令智昏”比利令智昏更具有危害性。它可以借用手中权势把人心搞散，把单位搞糟，把事业断送。因此，对“权令智昏”者尤须给以警惕。孙中山先生曾向国人指出：必须由见识高远、才能卓绝、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深居高位而受到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我们应谨记先哲的教诲。
杂谈随笔
少宜积勤 老而不悔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是为以后从事某项事业奠定基础、蕴蓄才能的黄金时代。www.Pinwenba.com它往往决定人的整个生活道路。但这个时期又最容易受到忽视，一般人还不能从更高的认识出发，对自己有一个终身的设计，使自己有规律、有目的地学习和生活，以至到老仍碌碌无成。这是很值得人们作一番深思的。
《法藏碎金》一书中曾揭示过这种现象：“世间人中年二颠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当勤，以图身计，而反自放逸，老而无成。故古人有诗云：‘少年轻岁月，不能早谋身。晚岁成无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当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劳役，老而弥苦。故古人有诗云：：“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惟此二事，知之不难，而知者尚少，何况深妙之事乎？”〔见宋·胡仔《茗溪渔隐丛话》卷第三十五）这段话的个别含意虽不无糟粕，但总的看，还是有其深刻的哲理。它告诉我们：青少年时期要勤奋，早谋终身大计，以避免“老大徒伤悲”。在这方面，古人的许多经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如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篇》可见孔子能较早有目的地去学习了。他还认为：“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肯定了年轻时奋发大有可为，而到了四、五十岁无所成就，便没有多大作为了。南宋诗人陆游在《家训》中告诫子孙说：“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便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十五）象陆游这样伟大诗人，一生勤奋写作，给后人留下九千三百多首诗，但还抱憾自己终身没有把才能发挥尽，而告诫后人趁未衰之年发奋有所为。实际上，就人的才能而言，一般人都有许多潜力埋藏着，青少年时期的努力，就是最好的发掘。如果青少年时期是一个空白，单靠中成年以后去做，从时间和效果上来看，都是才能以至生命的最大浪费。
“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青少年应珍惜大好时光，及早为自己设计一条成才之路。在这条路上，欧阳修说的“积勤宜少时”可作为我们的最低起点。
“难得糊涂”辨
(一）
“难得糊涂”不是共产党人的处世哲学，也为具有上进心的人所不齿。
社会上有那么一些人，看到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又感到无力改变，就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抱怨多于作为，自以为看破红尘，清高自己，甚至有“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的想法，把“难得糊涂”作为处事信条，悲天怜人，无所作为，在得过且过中打发日子。如此思行，于己于人于事都是无益的。
产生这种消极观念的原因除客观上存在着丑恶的不足外，也与人的主观修养有关。一是期望过高。“俟河之清”固然是每个人的良好愿望，但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发展，尤其当历史处于转变时期，大浪淘沙，浊泥也必然同大浪一起泛起，一个人要随改革大潮前进，不要随泥沙俱下。其次，缺乏远大的目光，看不清历史发展的主流，只看到潮流中的旋涡，从而缺乏信心。另则，缺乏斗志，不善于处理正反两方面对立的矛盾。他们把握不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应吸取什么，应抵制什么，思想的消化力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某些愿望一得不到实现，就悲观，就跑到“难得糊涂”的盾牌后面躲起来，以为这是最好的防御，实际成了消极事物的俘虏。
“难得糊涂”的人还常常表现出一种思维混乱。正象奥地利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一段惊人评述那样：“一个人陷人哲学的混乱，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想要出去又不知道怎么办一样。他试着从窗子出去，但是窗子太高；他试着从烟囱里出去，但是烟囱太窄。然而只要他一转过身来，他就会看见房门一直是开着的”。难得糊涂的人就是找不到房门的人，当他们一旦找到房门走出屋子，就会看到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
鲁迅先生说：“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世界，万不可常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我们还是多从自身做起，多承担些社会责任，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周围的人，和大家一起推动社会前进。
(二）
有些人挂上“难得糊涂”的招牌，却领略不到板桥先生的胸怀和境界，因而也曲解了“难得糊涂”的真意。
板桥老人富有正义感，同情心，他的“难得糊涂”中正包含着一种正直感和爱民心，那就是对官场上的黑暗鄙睨之，而对关系到民生利益的事，却毫不含糊。乾隆十一年，黄河泛滥，饥民号天，他为民作主，开仓济赈，以至被罢了官。他晚年“关心民瘼尤堪慰”，他曾说“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扰民，是天地万物之事”。对忧国忧民的大事，他何曾有过糊涂！要说糊涂，他是对一家一身之事不计较。正如他自己而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至糊涂矣！”
(三）
其实，纵观历史上，又有哪个有建树的人甘心糊涂呢？
宋朝宰相吕端，是被唐太宗称为“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的人。小事糊涂，是指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但又不失大节。他曾说：“吾直道而行，无所畏惧，风波之言不足虑”。对那些流言蜚语，还是糊涂点好。清朝雍正年间进士尹望山，曾问手下人：“诸公平日最怕何物？”属下有云怕蛇蝎的，有云怕虎狼的，而尹望山却说：“这些我都不怕，只怕糊涂人。”看来，当政者绝不喜欢他手下人糊涂。
由此可知，糊涂——消极避世，是最不可取的。有这种思想的人应仔细玩味一下屈原和渔父的一段对语。屈原被疏，披发行吟于泽畔。渔父问他何以致此。屈原回答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警示他说：“夫圣人不滞于万物，故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扬其波汨其泥，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歠其醨（吃普通的食物饮薄酒）。何故怀瑾握瑜，自令放为”。渔父又作歌唱到：“沧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可以濯吾足”。真正有头脑、有作为的人是不会放任自我的，他要做“扬其波汨其泥”的工作，这才于己于人于世都有益。
正义——可贵的人格
写下“正义”二字，不由得想起梁淑冥先生的两件事。
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初，著名作家老舍先生投身太平湖后，第一个到湖边凭吊的是他。
另一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正是林彪、江青施虐盛时，有关部门组织政协十余名委员讨论”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实际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表态时，大家一致说“宪草”好，而梁淑冥又犯了敢言直言的“老病”，发言提出：第一，宪法的产生是为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而在“宪草”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此作法不甚妥当；第二，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而“宪草”中偏偏无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当时语惊四座，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后来得到周总理的保护，梁先生才在这件事上幸免于难。
这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人的所为。“人格中最有力量的东西便是正义感。”正义，是完善人格必备的素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宝贵的品德。“君子之任也，行其义也”。（子路语）义，就是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靠什么来保证这道德义务得以实施呢？靠的是正义的人格。如果没有这个“义”含在其中，就没有正确的行为准则，也就无从履行道德义务。孟子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其核心要求也是表现正义。只有这样，“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才能形成一种浩然正气和爱国主义情操，才能为民族、为事业、为真理而奋斗坚贞不渝，义无反顾。做不到这样，就导致人格的沦丧，就会成为媚世的懦夫。这种人的出现，只会给社会带来不公正。
正义者，其行为光明磊落，昭然于世。
正义者，不媚权贵，不屈从于势力，保持完全独立的人格不受到玷污。明朝名臣文征明是这样的人。据《玉堂丛书》记；“衡山（文征明）待诏素不下河拜客，严介溪（严嵩）语顾东桥曰：不拜他人犹可，余过苏，也不答拜？东桥答曰：此所以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为文衡山乎！”好一个有独立个性的文征明，任你有多大权势，也不折节屈从。“悦大人则渺视之，勿视其巍巍然！”
正义者，当别人受挤压、处于落魄时，不昧于偏识，不谙于是非，不随世事凉炎待人，敢于挺身而出，言别人所不敢言。南宋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是这样的人。当南宋革新派的领导者朱熹在和韩宅胄的对立中遭到压抑迫害，许多人都和他脱离了关系，死后连追悼会都不许开。陆游却挺身而出，写下《祭朱元晦侍讲文》。虽短短二十五字，却表达他的真情：
“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
他勇敢地肯定朱熹人虽死了，但却把精神留给了后世。
正义者，不会用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私利。“不义且富贵，於我如浮云。”至始至终，会保持清正廉洁的品质，钟况是这样的人。他连续十三年任苏州知府，而靖安老家未见增一分地添一片瓦。他曾作诗诫儿女：“膏腴竟作儿孙累，珠宝还为妻女瑕。”他如果不保持自身清正廉洁，就无法打击强豪，惩治贪官污吏，无法为人民伸张正义。他死后，整个苏州城罢市，府属七县成千上万百姓哭奠他。正是因为他能为百姓主持正义而赢得了民心。
正义者，敢于讲真话，同邪恶势力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马寅初是这样的人。解放前夕，他在一次公开讲演时，指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在中央大学讲演，又一次斥责“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长”，以至被捕人狱。文化大革命中，他因“新人口论”而被诬蔑为“中国的马尔萨斯”，横遭迫害。但他未因此而改变自已的观点，坚持真理，在所不辞。
正义者，实事求是，不唯上，不唯亲，不违心，只唯真理。田家英是这样的人。他在整理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讲话时，为了保护可能遭伤害的同志，毅然删去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涉及彭德怀的内容，使自己背上了“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正义者，他的心永远和人民联在一起，敢于替人民说话。彭德怀是这样的人。他的《万言书》和催人泪下的《故乡行》：“谷撤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流露的是一片为民分忧的挚情。
“廪然相对敢相欺，直干临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只有蛰龙知”。苏轼这首诗是以桧树来比喻和赞扬人的正直。一个人要想立身于世，必须有正义的宝贵品质。富有正义感，才能表现出崇高的理想意向，才能求真、向善、爱美。
“主持正义者，必有大放异彩之日。”
墓志铭的启示
墓志铭，是古人记述生平传略，留名后世的一种诔文。思想境界不同的人对这种身后名的态度也不同。唐代有位叫吕温的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有盛名，官位很高，他家有一条规距就是“碑志不假于人，皆子孙自撰”，原因就是“欲传庆善於后嗣，儆文字之荒坠。”宋代大诗人陆游，对墓志铭的态度是“自记平生大略”授与子孙，“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不愿以不实之辞诳后世人。这都是“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的行为，自身磊落，不浮名于身后。
墓志铭多请人作。也有不愿为人作“溢美”之辞的和不得已为人作铭的。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讲到有位叫胡汲仲老先生的事。当时有位罗司徒奉钞百锭，请胡仲汲为其父作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邪！”当时他家正缺粮，儿子和朋友都劝他接受，但他坚决却之，表现出他“刚介有节”的品格。而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是一个有时不得已委心为人作铭的人。韩愈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有“文起八代之衰”的地位，他的散文、诗、赋都有很大成就。他一生中，也应人之邀写过许多墓志铭，有时是违心地吹捧死人，以致有“谀墓”之讥。据说有个叫刘叉的人，曾公然拿走韩愈为人作墓志铭所得的酬金数斤而去，还说：“这是阿谀墓中死人得来的钱，不如给我姓刘的祝寿吧！”韩愈本人对这类事也感到厌恶。他曾说过“大好则大惭，小好则小惭”的话，就是每受到赞扬时他反而感到惭愧。
尽管韩愈为很多人作铭，但真正象柳宗元那样为后人称道的有几个呢？有的人不用说经不起历史的淘汰，恐怕连一时的声名也难维持。而真正有实绩的人，何需靠别人的吹捧呢？宋朝以诗并称的“苏黄”之间有这样的轶事：有一次，苏轼在孙莘老处，看到黄庭坚写的诗，苏轼“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当孙莘老告诉他黄庭坚其人后，要东坡为之扬名。东坡说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可见，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只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努力充实自己，尽管有时不被人理解，但终有大放异彩之日。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自己用诗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我们每个人都应树一座人生的纪念碑，建造者应是自己，而不是靠别人。
陆游《家训》的启示
读明朝叶盛的《水东日记》，内载陆游《家训》一篇，颇受益。择其要意，与识者共赏。
陆游是宋代著名诗人，他一生写下了近万首诗，爱国爱民之心溢于诗句。同时，他又是一个正直、有高风亮节的人。从《家训》中略知一二。
陆游在《家训》中说：“墓有铭，非古也。吾已自记平生大略以授汝等，慰子孙之心，如是足矣。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
“溢美以诬后世，岂吾志哉！”何等磊落的胸怀。古时稍有地位名望的人，平生本没有多大建树，但晚年却用重金请人写下碑铭诔文之类，以求留名后世。唐朝大文学家韩愈就没少干这难为情的事，以致被人讥为“墓谀”。而陆游一反古人这种世俗鄙念，不以不实的美名欺骗后世。为防止“溢美”，他还亲自撰写了平生大略，留给后人一个实实在在的自我，也昭然于后世一种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
“人生才固有限，然世人多不能克尽其实，至老必抱遗恨。吾虽不才，然亦一人也。人未四十，未可著书，过四十又精力日衰，忽变衰老，子孙以吾为戒可也。”
这是一段劝人及早奋发的话。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潜在的才能有待开发。开发才能，最好在青年时打下坚实的基础，趁着精力旺盛，多积累知识，充实自己，一且错过这个黄金阶段，只能收到事倍功半的效果。生活中有好多人都不能“克尽其实”，重要的原因是在青春时期把宝贵的时光荒废了，直到后半生才有所醒悟。虽可“补乏桑榆”，但也毕竟是“时过境迁”了。象陆游这样勤奋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感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当把握住青春大好时机，以避免“老大徒伤”。
“子孙才分有限，无之如何，然不可不使读书。”这是陆游以切身的体验认识到读书对人进步的作用。陆游出身诗书世家。其父陆宰是个十分喜爱读书藏书的人，“收书之富，独称江浙”，皇帝曾有诏到他家求遗书一万三千卷。陆宰到老后，“嗜书之心，固未衰也。”这无疑对陆游有很大影响。陆游可以说一生都在书的陪伴下生活。“万卷古今消永昼，一窗昏晓送流年”（《题老学庵壁》）“读书四更灯欲尽，胸中太华盘千仞”，（《读书》）“近村远村鸡续鸣，大星已高天未明。床头瓦檠灯煜烩，老夫冻坐书纵横”。（《五更读书示子》）这都是他读书生活的写照。特别到暮年，嗜书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他曾作《书巢记》，生动地刻划自己的生活：“陆子既老且病，犹不置读书，名其室曰‘书巢’……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籍于床，俯仰回顾，无非书肆。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只有全身心投人书中，才解除他的忧愁，丰富他的知识，使他人生境界更臻于完善，成为一名受后人景仰的著名爱国主义诗人。
陆游这篇《家训》，是他人格的写照，也是我们民族奋发向上精神的写照，当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藏之于我们的精神世界。
向曹家父子学点进取精神
对曹操父子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人们褒贬不一。不过，有一点是人们共同称道的，那就是曹家父子都有“戮力上国，流惠下泽，建永世之业、流石之功”（曹植语）的抱负的。他们的进取精神至今仍给我们启示和教育。
读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乃见其年轻时就有才志：“好作政教，以建立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者常侍。”他不甘心埋没自己，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为官清正，积极推行一些改革。壮年更有为国献身之心，“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为国家建功立业死也甘心。到老年，仍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
曹丕也很有雄心大志。他认为人生一世应给后人留点什么。他曾说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与王朗书》）他立德扬名，并非为图虚名，而是不甘心虚耗自己的生命。他说：“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以攀援。《与吴质书》他最痛恨那些胸无大志，敷衍于世的人。他指责那些遇到困难就退缩，条件舒适只图安逸，一天到晚蝇营狗苟，枉负人生良机，最后只能随“万物迁化”的人。“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论·论文》〉因此，他很珍惜时间，“夫然则古人贱尺壁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典论·论文》〉他到了晚年，雄心还是未减行年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乃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与吴质书》认为自己还有能力恢复年轻时的志向。正因为这样，他不仅建立了功业，还写下了不朽的文学批评专论《典论·论文》。
曹植虽经“飘摇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的生活，却从未忘报国立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他在文帝、明帝时，备受猜忌，郁郁不得志。“植常自愤怨抱利器而无所施，上疏求自试。”宁愿“积危蹈险，驰舟奋骊”，战死在沙场，也不愿做“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的人。
曹家父子的进取精神是可嘉可敬的，我们应继承这种进取精神，为昂扬奋发的人生注人一点动力。
“出世”的精神
一个做大事的人，要具备宗教那种“出世”的精神。
“出世”的精神，其一，是不被世俗所沉溺。
“潇洒不粘泥，便于天无二”。（清·王船山《示侄孙生蕃》洒脱不染俗气，便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世俗的东西，是溺人的陷阱。“习气薰人，不醪而醉。”一个人掉进去，不是小市民，就是既得利益者，与英雄相去甚远。一个人沉溺在卿卿我我中，或鸡毛小利中，还能干什么大事业吗？
其二，象唐玄突取经那样，要有献身的精神。
献身的精神，就是认准目标，无论前面布满荆棘，还是万丈深渊，都一往无前。只要对人民、对社会有利，就不计较代价。什么名利、地位，乃至生命，都在所不惜。这样的人，留下的必定是精神的永恒。这样的人，是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是炼狱里的一把火，是化作青泥护花的落红。
其三，做事要有虔诚的态度。
虔诚的态度，就是一心一意地去做事。不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就放弃信念。虔诚的态度，就是有始有终，不傍驰别骛，不瞻前顾后，不事事兼顾。如果方方面面都想兼顾，正象鲁迅所说：面面俱到，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其四，要有坚韧不拔的恒劲。
人做事，往往功亏于一篑者多。见难知退，是很多人的通病。殊不知，最后的胜利，就在那坚持，再坚持。诗歌大师里尔克曾说：“有何胜利而言，挺住就是一切。”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一生都可能一事无成。
一个人有“出世”的精神，就会有独立挺拔的性格。这样的人，是高尚的人。高尚的人，生活中不会有唯利是图的短见，眼看的是人类前途的光环，心想的是人间正义的大道，实践的是生命的真正价值。他在生活的道路上，是战士，是拓荒牛，是埋葬世俗、琐猥、腐朽的掘墓人。
“恵而不知为政”论
春秋时，郑国的执政大夫子产经常用自己乘坐的车子帮老百姓过河，被孟子嗤之以鼻，说他的做法是“惠而不知为政”。孟子的高论是，如果能修成一座走人行车的桥，百姓就不会为过河的问题而苦恼了。
在这里，我们无法讨论事情发生的更复杂的背景，究竟是子产做得不对，还是孟子指责的不对。子产做为一代名相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子产在郑国施政第一年，很多人抵触，民间流传一首歌谣：“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但到第三年，歌谣变了：“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亡。子产而死，谁其嗣之。”老百姓从恨子产，到担心失去子产这样的人。又如他的不毁乡校，让百姓集于此，“以论执政”，子产从中择“其善吾则行之，其所恶吾则改之。”这些政绩都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整天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而放大政不管，孟子也不会见其一偏而否其全面。孟子只是不屑于这些小手段，告诫为政的人要做些大事。
那么，“惠”与“为政”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很显然，“惠而不知为政”这一结论是对的。作为一个执政者，你只干一些小恩小惠的事，似乎对百姓很关心，但对关系百姓根本利益的大政之事却说不出一二，这样为官，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受欢迎。因为他只是一个会做表面文章的庸官。这样的官，官位越高，危害越大。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基本的一个素质就是要胸有大略，拿出大政方针和主张，至于如何去实施，那是你如何调动下属积极性的事，不一定要你躬身去做。现在我们一些部门的工作，具体的方面做得都很细，但总体方面总是没有突破，这就是小打小闹、小修小补战略的结果。我们的一些干部只会帮老百姓“过渡”，却不懂得“修桥”，这如何能适应改革的需要呢？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能力问题，一个领导者缺乏远见卓识，只会在小圈子里打主意，是工作能力低下的表现。卓识来自哪里，来自对政策的理解，来自对工作对象的熟知，来自对信息的掌握，来自对下属智慧的集成。一个领导者不愿在这些方面下功夫，换洗头脑，那他永远处于劣势，不仅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反而是发展生产力的包袱，其可悲欤！
话又说回来，惠而与民的事不是不可做，尤其是在没有能力“修桥”前，能做些帮百姓“渡河”的好事，也总比无所事事强。但切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既能为大政，又能施小惠，老百姓能不举双手欢迎吗？
安民则惠
一个爱民的好官，就要时刻把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位甚至身心性命。
想起了几则历史故事：
唐代何易于任益昌县令时，他的上司川郡刺史崔朴在明媚春天里，携带众多的宾客游玩，当船行至益昌县境内时，崔朴派人传县令遣民拉纤。何易于得知传令，立即把“朝板”插在腰间为崔朴拉船。当崔朴发现拉纤的竟是县令时，惊讶地问，县令为何如此？何易于拱手答到：“正值春时，百姓不是忙着种田，便是忙着养蚕，我正好无甚大事，可以充当这一差役”。崔朴和乘客听后，面带愧色跳出船舱乘马返回。
乾隆时，一次皇帝要到南方巡视，黄廷桂任两江总督，规严威重，对皇帝途中的需求都是说了就要置办好，下级官吏诚惶诚恐，不敢怠慢。当时丹徒知县熊某，会同黄廷桂开辟街道。熊知县不忍毁坏百姓的坟墓，御道绕了一里多路。黄廷桂知道后很生气，说皇帝车驾所经过的路不走直道，是对皇帝大不敬，如不马上改直道就要杀头。熊知县对他说：“难道皇上驾前有人拿着指南针，从北京到丹徒一个弯也不转吗？况且，皇上不是秦始皇，如果听说为了御道有掘坟墓晒尸骨的事必然要动怒，那时担当罪名的是你而不是我。幸而皇上不知道，你难道就没有恻隐之心吗？”在场的道员、知府都吓得不得了，拉熊知县的衣服叫他快向黄廷桂认错，熊知县大声说：“参我的官罢了，还能杀我吗？”黄廷桂拿他没办法，御道也终于没有改。
何易于、熊知县都是关心维护百姓利益的好官。为了百姓的利益，可以放下官架子，替百姓出力流汗。也可以置生死不顾，挺身抗命。他们都把百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明代，也有这样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就是方克勤。
《明史》载有方克勤任济宁知府时的事：
“……盛夏，守将督民夫筑城，克勤曰：‘民方耕耘不暇，奈何重困之畚锸。’请之书省，得罢役。先是久旱，遂大澍。济宁人歌之曰：‘孰罢我役？使君之力。孰活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视事三年，户口增倍数，一郡饶足。”
方克勤是一个爱民不唯上的好官。爱民，就应把百姓的利益装在心里，凡事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如果只唯上，为迎和讨好上司，你有令，我就去照办，讨你满意欢心，弄好了就会加官进爵，管你百姓如何？在封建社会，冒犯上司就会有丢官的危险，在乌纱帽和百姓之间，你选择什么？你是为官位干还是为民生着想，在这个试金石面前截然而见人之品行。今天，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有一些人，缺乏“民为本”的宗旨观念，每遇到如此矛盾，唯上，不唯实。工作只要领导满意就行，不管于百姓利益有无损害。反正你领导有话，产生负效应责任不在我，这是一种对事业极不负责的干部。这样的官，百姓是不会为之唱‘我民父母’歌的。
方克勤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图虚名。《明史》中记：“克勤为治以德化为本，不喜近名，尝曰：‘近名要立威，立威要殃民，吾不忍也’”。拿百姓的利益做晋身盗名的“垫脚石”，他是绝不去做的。为政以道德感化人心，以达治本。这和一些以造假、殃民的手段来邀名求官者相比，一个是磊若日月，一个是渺若泥沙。
大禹在和皋陶讨论治国方略时说：“知人则智，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史记·夏本纪第二》〉为官一方，就要使那里的百姓安居乐业，使国家、百姓都能得到实际利益。这样的为官者，就是把功业建在百姓心上了。
古史官的追求
《新唐书·魏征传附魏谟传》记：唐文宗要看史官为皇帝写的起居注，魏谟进言说：“古代设置左、右史，记录朝政得失，作为后代的鉴戒。陛下的言行美好，就不要害怕史官不记录；言行不美好，天下的人们也会记得的。“唐文宗说不是这样的，我已经看过了。”魏谟道：“以前陛下看起居注，是史官不尽职。陛下一看，以后作记录时，必然会有所忌讳并歪曲事实。记录善与恶不符合实际，就不应该作史官，况且后人怎么能够相信呢？”于是文宗不再要求看了。
“善恶不实，不可以为史”，这是古代对史官的一向要求。既然作了史官，就得秉笔直书，皇帝做了好事，你就如实记下，不要有溢美之辞；皇帝做了错事，也要如实记下，不可夹杂个人的贬辞。为的是让后人了解到真实的历史，同时也对皇帝有监督作用。“古者人君史官，非但记事而已，盖所以监诫也。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彰善瘅恶，以树风声”。《周书·柳虬传》而且监督的作用还非常大。你皇帝要想留下好名声，就得对自己严要求，处理朝政不得马虎，否则，史官就会在历史上给你参上一笔。比如，你皇帝不理朝政，整日宴游，打猎，史官如实记下，某月某日，皇帝去狩猎，这样的次数多了，后人就依此评价出皇帝是怎样的当政者。史官的这个权力，就是皇帝本人也不能剥夺。古时有“董狐之笔”之说，说的就是史、官为捍卫自己的权力不惜献身的一种执着追求精神。
北魏时有这样一位史官叫高允，他奉命与崔浩一起修纂《国语》，他们“直书国恶，不为尊者讳”，魏太武帝十分恼火，以“暴扬国恶”为罪名，要将他们处以极刑。
太子想为自己的老师高允开脱，便同他一起晋见太武帝。事前，他叮嘱高允，一定要按他的意思回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罪责推给了崔浩。在这生死关头，高允没有按太子的话说，而据实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太武帝大怒：“此甚于浩，安有出路”。
太子忙解释：“高允见皇上天威严肃，故一时惊慌说错，平时我问他时，他都说这是崔浩所作。”但高允不肯做违心之事，他说：“太子可怜我，为我乞命，平时我没讲过此事。刚才我讲的是真话，不敢虚妄。”
太武帝也被感动了，赦免了高允，但令他起草诏书，自崔浩以下、僮吏以上128人皆夷灭五族。而高允直言极谏，拒绝拟诏。太武帝又大怒，经太子再三拜请，高允才得以获免。
对皇帝是这样，对朝廷发生的大事所涉及到的人和事，史官们更是不客气。唐代吴兢当初与刘知几撰写《武后实录》，记录了张昌宗劝诱张说作伪证，诬告魏元忠谋反一事。文中记述：“说已然可，赖宋璟等邀励苦切，故转祸为忠”。后来张说任宰相，读后不快，知道是吴兢所写，于是假装不知，对吴兢说：“刘知几写齐国公魏元忠事，一点都不留情面，怎么办？”吴兢说：“刘知几已去逝，不可诬陷他。其实是我写的，草稿至今还在。”张说多次请求改写，吴兢拒绝说：“顺从你的私情，怎么叫作实录呢？”终于没有改。见《新唐书·吴兢传》
有时，当权者会施各种淫威，以迫史官屈服。晋朝孙盛所作《晋阳秋》，用辞直率，道理严正，人们都称之为良史。后来大司马恒温看了《晋阳秋》，大怒，对孙盛的儿子说：“枋头之战确实是失败了，但也不像令尊所说的那样。如果这部书流传开来，关系到你一门的身家性命。”孙盛的儿子连忙拜伏谢罪，说要请父亲删改。于是儿孙们都向孙盛痛哭流涕，跪下磕头，要他为一族百人的命运着想。孙盛大怒，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的儿孙们还是自己动手悄悄删改了。以至流传下来两个版本的《晋阳秋》。
“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彰，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方以智《通鉴·考古通说》）能在史书上书上一笔，也是史官们引以为豪的事，正是他们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彰善瘅恶”，才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也留下了一种不媚世、不媚权贵的正义精神。
“六言六蔽”说
孔子教诲其弟子，曾提出“六言六蔽”说，即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读之思之，于人生修养大有裨益。
其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被人愚弄。这大抵是指一种忠厚之人，百姓所谓“狡猾不足，忠厚有余”者。这里的“狡猾不足”是说过于死板以至于呆。这样的人，如果不善学习，不能拓宽知识面，心中不充沛，反而总是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具体方面，不能举一反三，也不能触类旁通，处事显得拙，容易上别人的当。这种人虽不失为本分之人，但终不成大器。
其二，“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爱自己的聪明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放荡不羁。这是百姓所说“浮灵”之人。不学习，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广博的知识，仅凭一点小聪明，遇事似懂，其实什么也不懂，总是浮在表面上，象浮蓬一样无根底。这样的人，一生终将一事无成。
其三，“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虽然有诚实、讲信用的本质，但不爱好学习，容易被人利用。这是说，不学习，缺乏识辩能力，往往稀里糊涂地上了当，小则害己，大则害人。小则害己，是说个人利益受损不要紧，大则害人，莽撞地助人干了坏事。
其四，“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是说，爱好直率而不好学习，其弊病是说话尖刻伤人。性格直率固然是好事，坦诚相见，很容易交到挚友。但缺乏知识修养，口无遮拦，就犯了祸从口出的病，很容易得罪人。“三缄密，虑言之或失”，更何况信口开河了。而且心直口快的人，都无意中伤人。没有知识修养把住嘴的关口，直率的性格反倒是弱点。
其五，“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这是说，性格勇敢而不善学习，它的弊病是容易闹出乱子。这是针对鲁莽人说的。上一段是针对语言方面，这一段是针对行动方面。勇敢的品性如果没有知识修养控制，很容易感情用事，做事不计后果，只逞一时之能，最终落个孔武之人。
其六，“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是说，爱好刚强而不好学习，其弊端是狂妄不羁。争强好胜这本不是什么缺点，人总是要求进步的。但人就怕自恃强威，锋芒毕露。这样的人，往往目空一切，唯我为是，到头来，把自己架空。而知识修养，正是培养谦虚的品质，以克制狂妄自大。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的“六言六弊”，其主旨就是劝诫人们多通过学习提高修养，克服天生的弱性，使人生达到更完善的境界。
阴去其弊说
“阴去其弊”，就是采取措施，让事物的弊端在不知不觉中去除，使事业得以成功。《治国方略》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夫天下之弊，贵乎阴有以去之，则事无有不济者矣。”“阴有以去之”，实际就是疏导的策略。
五代时，楚人不愿意从事养蚕事业，强行让他们从事养蚕，也未必心甘情愿。楚王马殷的谋臣高郁建议，让百姓在缴纳税租时以帛代钱，解决了百姓尽心养蚕的事。唐德宗时，屯兵边塞，敌人来了就弃地逃跑。宰相陆贽建议，征集有劳动能力的男子到那里定居，敌人来了，人们会自觉投入战斗。这就是“阴去其弊”的做法。
永嘉先生在《治国方略》中是针对“天下之事苟有当于理，虽拂乎人情，勿怕也”这种说法而提出“阴去其弊”的方法的。他认为：“事虽当于理，而情则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终济。莫若阴有以去之，使人由知而不知，而怨乱不作之为愈也。”是说：事情即使符合道理，却违背人之常情，事情就终究不能取得成功。不如暗中去掉违背人之常情的因素，使人自觉服从统治者的意愿而又不易察觉出来，以至达到人民不怨天尤人，社会不发生动乱为妙。这里引出两种工作方法。一种是当人们还未认识到做某项事业的利益时，是不是等人们认识以后才去行动呢？那恐怕历史发展的进程要缓慢得多。历史允许一部分先知先觉的人走在前面，带领未觉醒的人向既定的方向努力。在这当中，历史的潮流会裹挟着一些人前进。许多改革都是在这种情势下进行的。如果等到人们都觉醒，都统一了思想（所谓的），历史的机遇会一而再错过。如农村土地承包制刚开始施行时，许多人转不过弯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下回到解放前”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中央下文件把这一策略推行下去，现在看来受益无穷。如果光照顾人的情绪，那么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另一种是“锦上添花”的方法，既能达到完成某项事业的目的，又能把事业进展中的弊端和负面效应策略地弥除，岂不更好吗？这是说，施政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多动脑，多想出几条解决问题的方法，既体现原则策略，也不要忽略感情因素，于情于理都周到些，事情的结果会更圆满。
美国人耐尔·尺·斯威尼在《致未来的总裁们》中指出：领导方式的选择，实际上就是激励方式的选择。专制的领导发号施令，人们只按照他的指令行事；民主的领导同人们在一起工作；自由放任的领导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在相当程度上按自己的意愿工作。我们要做开明的领导，就要多用民主的方法和放任的方法，不要强硬地施用权力，多做一些疏导工作，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人而爱人
毛泽东同志雅好历史，尤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他在阅读《南史·韦睿传》时，在“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属必须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兵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一段旁，写了一段批语：“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韦睿作风，就是吃苦在先、用人而爱人的作风，这是古往今来善于选贤任能的政治家们共同遵循的一条原则。
孙权在三国鼎立之时能雄霸一方，手下人才济济，和他有这种作风有关。他和手下将领同甘共苦，对他们关心备至。大将吕蒙病重吋，他把吕蒙安排在自己住所之侧，常穿壁观之，不然，就“夜不能寐”。手下将领周泰出身寒微，被委以重任时，诸将不服，孙权借大宴群臣之机，让周泰解开夜衫，指着他身上的伤痕，不禁流泪说：“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划，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事乎？”众人皆感服他这爱人之心。
在当代老一辈革命家身上更能体现出用人而爱人之情。毛泽东非常关心身边工作的同志。1937年初夏，罗荣恒与林月琴刚结婚半个月，即奉命到前线。毛泽东让警卫员把林月琴找去，他开玩笑似地说：“你们新婚就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看对方没有什么情绪，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你也是送郎参军吗？”这些话使林月琴感受到了关切抚慰之情。以后，当毛泽东得知罗荣恒在前线患病的消息后，即电示他到医疗较好的新四军医院检查。不久，中央指示罗瑞卿到当时仍是国统区的上海继续医治。不料，中央来电刚到，毛泽东来急电：罗瑞卿身上有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以后数年，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健康牵念不已，多次催促诊疗，不时派人探视，写信问候。
“欲人之爱己者，必先爱人、《国语·晋语》当领导的只有用人而爱人，才能建立更融洽的上下级关系，才能增加下属的信任感和理解心，更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影响到周围的人。这在工作和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领导者，应对身边的同志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体贴，工作上创造条件，建立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役使”关系，那么，“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上下就会同心协力，把事业搞得更好。
也要“知人善免”
“知人善任”这句话容易为人接受，不外是“举善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唐·吴兢语）而提“知人善免”，似乎违反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不好为人接受。不过，当前改革中，有必要把这个问题提出议一议。
在现实中，“官本位”的优渥对人有很大吸引力。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当了官可以稳坐铁交椅，只要不出大问题，无过，便是功劳，即使工作平庸，毫无进取，也保你在铁交椅上磨破屁股。一些人把单位搞糟了，把企业搞垮了，换个地方照样当官。而用人者偏不肯打破面子，总有些借口：“干这么多年了，没功劳还有苦劳”，“熟悉情况，老经验多”等。或因是老关系，有“根”子人物，以及有不可言明的藕断丝连的联系，于是，“宁用不才以旷世，不肯变例以求人（宋·包拯语）致使一些庸才尸位素餐，为官一任，糊涂一方。这类人你还指望他去改革吗？
要想成就一项事业，择人必善，尤其要搬开那些兴业不足、败事有余的绊脚石。任何明智之人都不会任用庸才误事。包拯是宋代名臣，他为官时，针对当时“居官者，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现象，向仁宗皇帝直言：“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于减冗杂而节用度。”他尤其主张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固位无职”的官员，不论职位多高，即使没有什么过错，也毫不留情，坚决予以纠弹。他在知谏院时，曾上书弹劾做了七年宰相而又毫无建树的宋痒，认为他是“窃位素餐”，极不称职。包拯所为，是顺应时势之举。而我们在这不可逆转的改革中，尤需此种精神。对那些平庸无能、缺乏创新精神，打不开局面的干部，应坚决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把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提拔上去，这是搞好改革的关键一环。
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旧有的观念，盘根错节的纠葛，势必阻力重重，需要拿出动真格的勇气。应该象安徽省芜湖市委书记金庭柏提出的那样，敢于用“三铁”破“三铁”。所用的“三铁”是：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能有这种魅力，才能杜绝“无功者而禄厚，不能者而爵尊”的现象，使改革健康发展。
用人当举其所长
文坛上曾研究过一种“何其芳现象”，是说一些大作家从政后，其创作才华大减，连作者本人也为之喟叹。不由得想起南唐词人李煜来。
以作词而论，李煜堪称一代巨匠。据《唐音戊签》记：“煜少聪慧，善属文，性好聚书。”他一生写下许多悲戚哀怨感人至深的作品。以治国而言，李煜只是一个庸才，丢了半壁河山。宋太祖曾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岂为吾所俘也。”其实，作好诗的功夫未必能成为治好国的本领。有的人有学士才，未必有宰相器。这是因为人的气质、兴趣和修养不同，而各有不同的特长，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我们应选择发挥其特长的有所能，不强求不能发挥其特长的所不能，使每个人都能有所建树。生活中偏有逆于此理的，某些人在专业上一有点小名气，官帽就要扣到头上，仿佛唯此才尊重人才，使这些人学术问题钻研不了，政事又忙得焦头烂额，真是苦不堪言。
在我国，官本位的优渥固然有很大吸引力，但未必能使每个人在精神上获得充实。在人生的座标上，每个人都应找到最合适的位置。欧阳修曾说：“凡人才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不逮。”用等号联接管理才能和专业技术才能，这也是亟需改变的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种现象。
墨守成规者戒
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象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讲话的主旨，就是要我们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步伐，把经济尽快搞上去。每一个公民，都应“以国家之务为己任。”（唐·韩愈）应有紧迫感和责任感。一些习惯墨守成规的人，在那里徘徊观望，包括一些能左右一个地区单位局势的人，锣鼓已敲了几遍，仍不敢上阵，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和行动来，对这种人有必要对他猛击一掌。
墨守成规的人，一是对改革的认识不足，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只看到不利的条件，看不到有利的条件；只看到局部的形势，看不到全面的形势；只看到个人的力量，看不到蕴藏在群众中的改革的能量；只津津乐道于眼前既得的和回味过去的，而不思考将来的。他们不知道失去当前这千载难逢的时机，就永远处于被动，永远处于劣势。二是思想僵化，跳不出既定的思维定势。改革需要改革者具有全新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才能闯出新路。而这种人喜欢用经验把自己束缚起来，一旦跳出既定思维的圈子，就没有安全感，只有失落感。于是划地为牢，不肯前进。
墨守成规的人，不肯冒风险。向前迈进一步，总要看看别人怎样做的，文件上怎样写的，上面怎么说的、，做事总想到反面意见的压力，因此永远迈不开步子。
改革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没有固定的模式和经验，只有靠我们去闯，深圳等特区靠闯劲，杀出了一条“血路”，成为带动中国改革的龙头。
闯，需要一部分“敢吃螃蟹”的人走在前面，不要等群众都认识到了才去做，而是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带动他们。这些走在前面的人必须有胆有识。有识，能认准方向，不盲干；有胆，能排除阻力，闯出新路。
我们还要造就一种文化氛围，更新思维，改变人格中懦弱、保守的一面。一个人在生活中处处唯唯诺诺，时时恭谦，他的生活不会丰富多彩，属于他的世界太渺小，这种人只能是改革中的守旧派，只有在生活中勇于打破清规戒律，磨炼思想的敏锐，促进思想的不断图新，才能走在社会改革前列。
“削足适履”与个性发展
人都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又都是丰富多彩的。
一个充实的、有独自特点的个性，既需要主观上不断加强修养，也需要外部良好环境的熏陶。但在一些不正常的生活环境中，缺乏使个性充分发展的条件，世俗的观念常常限制人个性的发展。人们总是用习惯的标准要求他人的言行——你只要表现出随和大家，这“随和”，不管有无社会意义和价值，你就是一个标准的人，就会获得稳重、忠厚、娴淑……的称誉。而你顺应个性去做一些事情，尽管是理智的，不违背社会公德的，也会被认为“出格”了。“爱出风头”、“鲁莽”、“放纵”的毁誉也随之而来，以至生活中使人不得不“削足适履”，压抑自己的个性去顺应别人。
实际上，个性是不应受压抑的，个性受压抑，就会畸形发展，失去生活的乐趣和色彩，也于改革不利。因为一个单位要充满活力，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单位的成员并不是“千人一面”的。试想，在一个机关内，如果都用同样的个性标准要求人的言行（这是封建家长式的做法〉，人人都温顺恭谦，都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跳出某些保守观念模式，还谈什么创造才能，也无从谈起改革的出路了。
在改革时代里，应允许干部有个性，干部身上有明显的个性特点往往是最可贵的东西，不能把干部的个性特点看成是缺点。领导者应容得下干部的个性，并加以尊重和爱护，而不应把他们变成“和我一样”。在生活中我们既需要有群体的依赖性和趋同性，也要保持独自的个性，保持个真实的我，无妄无畏无任何虚假成分的我。冯玉祥将军的墓碑上题有“我就是我”的话，我们在生活中，何尝不能塑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呢？唯此这样，才有全新的事业。这是对人生价值的肯定。
文人相轻·相重与人才
“文人相轻”是文学发展潮流中的一种逆现象。最早概括这种现象的是三国时期的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至，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种现象是由于作家思想、艺术修养不高而造成的。它对于人才的成长极为不利。
文人相轻的事，在历史上不乏其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列举班固轻视傅毅的例子，“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傅毅〉以能属事为澜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体。”傅毅和班固都是东汉时的文学家，不相上下，而班固却贬低他的文章汗漫无统。唐朝孙光宪的《北梦琐言》曾记白居易被李德裕压抑的事。当时的白居易虽已文章冠世，但还“不跻大位”，和他同时的大诗人刘禹锡曾向李德裕太尉作过推荐。一天，刘禹锡拜见李德裕时说：“近曾得白居易文章否？”李德裕回答说：“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等到取出看，已满箱笥，覆没在尘埃中。李德裕告诉说，他不屑一顾的原因是“恐迥吾之心。”无怪当时的人都说李德裕“有学士才，非宰相器。”可见其心胸狭窄。居官在上，而轻视小人物，连宋代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也有过这方面的过失。王安石当政时，有个叫郭祥正的，很有点名气，连梅尧臣也称他是“太白后身。”他认识到王安石变法的意义，上书给神宗皇帝，认为天下的大事都应由王安石来处理，有持异议的，即使是大臣也应当屏黜。神崇看了很惊叹。一天问王安石：“卿识郭祥正乎？其才似可用。”并拿出郭祥正的奏文给王安石看。王安石却认为自己受一个无名的小县令荐举感到可耻，矢口否认郭祥正无行，终使郭祥正归隐青山。由此可见，文人相轻会抑制人才的成长。
与文人相轻相反，也有文人相重的现象。如宋代的大文学家苏轼就善于举用人才。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都是由于受到苏轼的选拔推荐而显名的。据《宋史》记载，苏轼看到黄庭坚的诗文，“以为超世绝尘，独立万物之表，世久无此作，由是声名始震。”晁补之是通过带着一篇描写钱塘山川风物的赋《七述》谒见苏轼，受到赞赏而显身的。苏轼读到秦观的诗文，认为有屈宋之才，“以贤良方正荐于朝”。后来听到少游死在道路，深为感叹：“世岂复有斯人乎！”对张耒，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对他们四个，都“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即使对不为人知的孤儿李薦，也不埋没其才，收为学士，甚至“解衣为助。”难怪李廣听到苏轼死去的消息，“哭之恸”，作祭文颂之说：“皇天厚土，鉴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万古英灵之气。”而苏轼等人也受过梅圣俞、欧阳修的推荐。据《能改斋漫录》记：“东坡初登第，以诗谢梅圣俞，圣俞以示文忠公，公答梅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欧阳修在爱惜人才上，是深为人赞赏的。和欧阳修同时的一个文人江磷几，晚年曾极力诋毁欧公。欧公从未计较。当江磷几死后，“公吊之，哭之痛。”而且为他作祭文，没有一字之贬。由此可见，文人相重，对人才的成长起很大的扶植作用。
以上所说只是文学领域的事，推而广之到社会其它方面，都有借鉴作用。我们建设四化大业是前所未有的鸿举，需要多方面的人才为她献策出力。我们应该有“放人出一头地”的精神来尊重人才。孟子说：“以善举人者，然后能服天下。”如果全社会都能予人才以“善”，四化大业早日可待。
储才以济事
人才，历来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尤其是改革之际，更需要卓越人才担起大任。因此，有必要储存培养一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变法之本，在育人才”。我们也可以说，人才是改革之本，是当务之需，更是关系事业发展与传承的长久大计，万不可掉以轻心。
为使人才脱颖而出，我们要独具慧眼，确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时时留意我们周围的人才，及时发现，及时储存，而不是临需要时才象考古似地去发掘。林则徐在发现人才方面就很有方法。他在书斋里设了一个大柜子，内设十八个小箱子，每个箱子代表一个省，箱内收集了该省丰富的人才资料，以便随时推荐。这种储才方式，使很多人才得以任用。当然领导者除具慧眼外，还要有接纳人才的胸怀，有“荐贤当惟恐后”的伯乐精神。唐太宗能广任贤良，“朕思贤之情，岂舍梦寐”（《贞观政要》卷五）。唐太宗曾命群臣举贤，身为尚仆行射的封德彝久久不能举，受到太宗的询问，封德彝辨解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太宗驳斥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资治通鉴》卷192）心有所偏见，视野被雍蔽，对人才就视而不见了。
当然，人才被发现后，还要创造条件，通过多种途径培养，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之成熟。但最重要的是善于发现，平时勤于“储备”。明朝黄仲昭曾说：“国朝用人才，犹农家之积粟，粟积于年，可以济饥，才储于平时，乃可以济事”。多发现培养人才，是济我们事业成功的长久战略。
王安石的用人之道
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改革家，他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他认为，人才是“国之栋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厚”。尤其在改革中，得失人才更是成功或失败的关键。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当今改革之势不能成功，是因为“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而“人才乏于上，则有沉废伏匿在下，而不为当时所知者矣。”真正有用的人才没有被发现，被任用。他提出要把那些“一道德于上”、“为国除忧”和“急其民之急”、“貌、语、行精，作风正派”的人选拔上来，担当起改革的大任。对如何选用人才，他又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方法。
所谓“教之”，就是象古代圣贤的当政者那样，“博置教导之官而严其选”。也就是说，不仅要严格选拔，还要注重教育培养，教给他们“朝廷礼乐刑政之事”，具备从政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以适应国家需要。所谓“养之”，就是要给他们一定的生活待遇，有物质生活基础。对他们“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载之以法”。“饶之以财”，“使其足以养廉耻，而离于贪鄙之行”；“约之以礼”，使他们不至于“放僻邪侈，无所不至”，对其行为产生制约力，不走到邪路上去；“载之以法”，使他们“皆顺上之欲而服行之”。做到有令必行，行必到位；所谓“取之”，就是对他们审德知才，问以言行，考验事功，命以爵禄；所谓“任之”，就是根据其德才高下，分别任用，发挥所长。对那些经过实践检验是无能的官吏，要坚决罢黜。
王安石还提出对人才要“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也就是我们说的“以心换心”，取得相互信任和支持，共同去创造业绩。王安石这些对人才选用的方法，都来自切身的体会，有些未必妥当，但对我们仍有借鉴作用。
“百步芳草”与“远来和尚”
“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人们常用这一比喻来说明身边就有人才，但在实践中未必每个人都能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战国时，田饶侍奉鲁哀公，但是不被鲁哀公所赏识。田饶于是对鲁哀公说：“我将要离开君王，像鸿鹄一样南飞了”。鲁哀公说：“你的话是什么意思？”田饶说：“君子难道没有看过雄鸡吗？它头上戴着冠，那就是文宗：脚后附着利爪，那就是武器；敌人在前面，敢于和他们战斗，这就是勇敢的表现；见到食物，互相招呼，这是仁爱的表现；从夜晚等到天明，按时鸣叫，这是守信的表现。鸡虽然具备了这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每天把它煮了吃掉，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来源很近的缘故。鸿鹄一飞，就能达到千里，停在君王的田园和池塘里，吃池塘里的鱼鳌，琢田园里的菽粟。虽然它没有俱备文、武、勇、仁、信五种德行，但是君王还是看重它，那是因为它从远方来的缘故。所以我要离开君王，象鸿鹄一般高飞了。”鲁哀公说：“你留下来吧！我把你的话记载下来。”田饶说：“君王有贤臣都不能用，又何必把他的话记载下来呢？”终于离开鲁国，到燕国去。燕国任命他为宰相。经过三年，燕国的政治非常安定，国内没有强盗和小偷。鲁哀公知道后，深深地叹息，为了这件事，三个月没睡在床上，说：“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见刘向（见《新序·杂事第五》）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常犯鲁哀公式的毛病。往往抱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观念，不注重身边人才的培养和能力的挖掘。在他们眼里，“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媳妇”是人家的好，自己身边的人都是低能儿。这里边有两个客观的蔽障，一是由于久处，把身边人看得太“透”了，既看到长处，也看到不足，用起来总觉得美中不足。远来的“和尚”初来，比较有活力，也愿意拿出最高水平赢得信任，又由于新来特别谨慎，缺点一时还表现不出来，因而显得比“坐地户”高一筹。另一原因是熟视无睹，由于熟悉了，不愿去挖掘深层次的东西，停留在表面一般认识，不肯给其培养锻炼的机会，使身边人的潜能发挥不出来。主观原因就是领导者识别能力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或心胸狭窄，或求全责备，致使人才被埋没。
其实，“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节取也。（三国和洽语）看人要全面综合地看，不要偏执一端。而且，对于人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问题。培养要敢于放开手使用，让其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实践中改掉不足。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不要对人才急于下结论。不要因为有一点缺点，就放弃整个人，这样的话，去请“远来的和尚”也不会香。
“何代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明·李贽《初潭集序》）何地无人，特恨无识人者。我们不要让身边人抱有这样的遗憾。不要做“不慎其前，而悔其后”的事。鲁哀公“避寝三月”的自责精神倒值得敬佩，鲁哀公失臂田饶的事更值得借鉴。
“你是谁？”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说：“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沙与沫》）这句话道理深蕴：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很难。
说自己不了解自己，似乎在情理上说不过去。除非傻瓜，谁不比别人更了解自己——自己的性格、爱好、才智、能力……但这不是对自己的真正认识，只是一种本能的反映一一如同照镜子一样。这种人只知道自己的特征，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只知道了解自己是一种需要，不知道认识自己还有目的。那就是：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不仅了解自己，还要把握自己。这种人，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看得一样清楚，而且善于弥补短处，发挥长处；这种人，知道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能够把自己放在适当的位置，选择适当的目标进取；这种人，自信心十足，一旦认准了的事情，就毫不犹豫地做到底，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获得成功；这种人，善于充分利用时间，因为他知道，把握不住现在的我，就会失掉将来的我;这种人，不断地完善着自己，他能够驾驭自己在任何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下幸福地生活……古希腊阿波罗庙颁布的神论中有这样的告诫：“认识你自己”。我们也要问上一句：“你是谁？”你真正认识你自己吗？
为官与读书
陈政高在大连西岗区任区长时，该区是有40多万人口、800多家企业的大区，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但他善于忙中偷“闲”，坚持每周逛一次书店，每天至少静心读书一小时。他当区长四年多，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古今中外书籍，读了上百本，读书笔记足有五万字，资料卡片摘录近万张，他撰写了25万字的《治安百题》和20多万字的《区街工作论》。
可以说，陈政高是一个“读书种子”。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样“学者型”的人才是否太少了？那种“将军不看地图”一也即为政者不读书的现象是否是一种历史的悲哀。一个地区落后，一个民族素质低下，是否应该从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方面找一找原因。
“学者非为仕，而仕者必如学”。（《荀子》）纵观历史，哪一个有建树的为政者不是借助知识的力量修身、治国、平天下呢？
“刘项原来不读书”，汉高祖刘邦是个典型的无赖皇帝，他最瞧不起读书人，甚至往儒生的帽子里尿尿，但后来他都告诫他的儿子：“吾遭乱世，当秦禁书，同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这句成语说的就是读书使人进步的事。吕蒙是孙权手下的一员猛将，但缺少学问，孙权劝他：“卿当途掌事，不可不学！”吕蒙推说：“军中多务”，没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难道是要你研究儒家经典，去做博士吗？我只是要你去浏览群书，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你说事多，但谁会象我这样忙？我经常读书，自以为得到很多好处。”于是吕蒙开始读书。后来鲁肃过浔阳时和吕蒙谈话，大吃一惊说你今天的才干谋略，再不是从前的你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宋代的冠准，自小就通读《春秋》三传，十九岁时考中了进士，但当他拜相时，他的好友张咏还惋惜地说：“寇公是个奇才，只可惜学术不足。”规劝他要广学，冠准诚恳地接受了意见。
一位哲人说：“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我们通过读书获取知识，是对智力的最直接开发，是提高思想水平的最有效途径。避免了独自摸索而空耗时间和精力，避免了走弯路而可以直接“登堂人室”。同时，我们对生活的直接体验，由于自身经历的局限而显得狭小。通过阅读，我们获得了间接体验，从而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更广阔的领域。可以说，人类的每一进步，都来自于对知识阶梯的攀登。一个国家，只有追求知识的人越来越多，才能给她带来发展和繁荣。而作为先进阶层的从政者们，理应当首先用人类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武装自己，以先进的思想和方法去创造，去进取，而不是把自己禁锢在经验主义的圈子里，以为仅凭一己经验就可以在所辖的天地里造一座金字塔。历史绝不会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样的人。他们在浩瀚的人类知识面前显得太渺小，他们在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里显得太软弱，无所适从。这样的为官者，只能是守摊者，不可能是拓荒人。
历史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只有充分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把握住机遇。只有那些掌握了更多知识的人，才最有竞争力。而那些连“地图”都懒得看的“将军”们，历史将如何选择你呢？
(陈政高现为辽宁省副省长兼沈阳市委书记）
保持读书人的本色
清人王国安初登科第，谒见大学士朱轼，朱轼告诫王国安说：“学人通籍（当官〉后，惟留得本来面目为难。”王国安终身背诵这句话，坚持读书人的清贫生活。即使后来当了大官，所用的衣食器物仍然不改旧有的。
朱轼的告诫是十分有深意的。读书人毕竟经过了知识的熏陶，应该有高出常人的思想境界，也即用知识的充实显现出的一种特有的本色。所要坚持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安贫乐道”。安贫，并不是说追求贫困的生活，而是要保持一颗平淡的心，不为名利、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所累，在平淡中实现美好的理想和追求。许多读书人在汲汲求知之时，大都能保持这朴实的本色。一旦走上仕途，当年的刻苦钻研精神，甘于淡泊品质，都被官场上的习气所取代。贪图享乐，追求安逸，几乎是这类人的通病，仿佛当初的奋斗就是为了今天的享受。久而久之，便俗气满身，成为官场小政客，而非学问之人。
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是很可贵的，它保持一颗不受世俗污染的心，不受官场惰气腐蚀的灵魂。这种本色是执着的、率真的、勤勉的。使人生有活力、有动力。唯此，才把人生境界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唯此，社会才有一片净土，人类精神才有一片寄托；唯此，文化之流才能源源不断，科学事业才能发扬光大。如果说，在一个环境乃至一个社会，读书气氛很浓而不是铜臭气味袭人，那么，这必定是有利于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清新环境，这个社会必定是进步社会。
读书人保持本色，就是以追求知识为己任，不玩物丧志。明朝人孙交，《明史》称他“清慎恬悫（清廉谨慎，恬淡诚实〉，始终如一。”在南京就职时，同僚因公事少又容易处理，空闲时间多，就一起谈天逗趣，饮酒或下棋取乐。只有孙交在一间屋子里读书不出。有人为此说他，他回答说：“对圣贤语，不愈乎宾客、妻妾乎？”也是明朝人李材，明纪宗嘉靖四十一年考取进士，授官刑部主事。他自认为学业未成，竟然请假回到故乡，遍访当地学者，同他们探讨疑难问题。（见《明史·李材传》）这种人，把求学看得比为官重要，能够找准自己的位置，认清自身价值取向，不留恋扭曲人生、压抑理性的环境，让人生过得更洒脱。
读书人保持本色，还要不被利益所引诱。清人张伯行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清史稿·张伯行传》）这里说，道德品质高的人懂得并追求道义，道德品质低的人只懂得并追求利益。老子学派贪图生存，佛家学派畏惧死亡，有志建功业的人献身名誉，这些都是在追求利益。读书人是一个很先进的阶层，应当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就是读书做学问，不要抱着功利主义的目的。过去说“书中自有黄金屋”，这就是功利主义的诱导。个人名誉利益掺杂其中，就失去了读书人的本色。宋人马伸说：“吾志在行道。以富贵为心，则为富贵所累，以妻子为念，则为妻子所夺，道不可行也。《宋史·马伸传》）读书人要有一颗清心，不要背太多的包褓，不要对世俗有太多的牵挂，才堪当行道的重任。
“透得名利观，方是小歇处”。追求名利外的高尚境界，这就是读书人的定位。
要读好书
读书也要有“精品”意识，这就是要读好书。
“好事流芳千古，良书播惠九州”（郭沫若语），只有真正的好书，才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书籍虽然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并不是每本书都是玲珑剔透的宝石，有的也瑕疵难掩。有这样一则故事：亚力山大国王正在与臣下读书，一位国王喜欢的车夫问：陛下，您读的书里都有什么？国王说：都是圣贤的话。车夫问：他们都死了吧！国王说：那当然。车夫说，那您读的都是糟粕呀？国王震怒了，训斥车夫说：你要是解释不清你说的话，就杀了你。车夫说：陛下息怒，我是根据经验看这件事的。国王都承认我是一个优秀的车夫，我知道对待马匹太宽容了马会偷懒，但太严厉了马也要伤了自尊心从而怠工。我能掌握好这个尺度却无法准确说明白，甚至连我的儿子都教不会。同样的道理，古人不也是带着他们最好的东西进了坟墓，只留下了糟粕吗？车夫的话是说，话语是不能完全达意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最好。每一位作家都想把最好东西留给读者，每一位作家又都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更何况还有一些蹩脚的作者充竽其间。因而他们留下的作品也就参差不齐。罗家伦先生把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智慧的，一类是无智慧的。智慧的书，是每字每句都如珠玉似的晶莹，斧凿般的犀锐，可以启发人的心灵，开辟人的思想，有时可以引申成一篇论文，或成一本专著。这就是英文中说的灿烂的书。无智慧的书则是材料堆积，“晦涩的书”。在著者是“博而寡约”，在读者是“劳而无功”。我们在阅读中也有这样的感觉：一部灿烂的书，令人爱不释手，往往“手之而惟恐其易尽，尽之但觉其可思。”而“晦塞的书”，则“开卷无几，辄思掩去，”有的甚至撇之如屐了。
许多先哲都得力于好书的滋润，博而不求其多，但求其精：
“太白不读非圣贤之书”。（李阳冰《李翰集序》）。韩愈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
元武宗认为：“大学衍义。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清人姜国林云：“《论语》终身味之不尽。”
粱实秋先生认为，读书就要读第一流的书，因而他选中了翻译莎士比亚的书，一本仇兆鳘《杜诗详注》，跟了他五十年。
那么，好书的标准是什么呢？
西方学者有“试金石”一说，认为以五十年为期，经过五十年而仍不失阅读价值的为佳作。这就是说，时间和人们的赏识力是最好的试金石。以此标准，许多流传下来的名著当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那么，以此为标准，是不是就忽略当代那些还未经时间选择的佳作呢？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在大家的作品上。其实，好书的标准具体的话，也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有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对书也有各自不同的需求。每个人随着阅读的深人，随着识别力的增强，标准也当然随之提高。每个人的识别力都有这样的飞跃过程。只是有一点是必须保持的，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力去读书，你必然发现属于自己的“宝藏”。
郭沫若先生在一首诗中写到：一本有价值的书，算起来总是年轻的，读了这样的书，似乎也能够使人年轻。愿书籍给我们带来永远年轻的心，永远年轻的生活。
“读易书难”与“读难书易”
“读易书难”指两种现象。一种是有些人连最容易读的书都不去读，对求知毫无兴趣，把读书当作非常难的事。另一种指有些人读了较容易读的书，但不得要领，没能把握其中的精髓，这是一种浅尝辄止的读书。这种人往往刚及表象，就自以为懂了，不肯再费气力，结果对知识的了解总是肤浅的。曾国藩在给纪泽的信中就曾指出过这种现象：“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都是大病。若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愉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尔不必求记，却宜求个明白。”好些人连“求明白”都做不到，也就无从谈个中滋味了。
“读难书易”，是说遇到最难懂的书，如果能深人进去，也变成很容易的事。宋朝有个叫蔡元定的人，是个“人读易书难，季通（指蔡元定）读难书易”的读书怪才。他“于书无所不读，于事无所不究”。“义理洞见大原，下至图书、礼乐、制度，无不精妙。古书奇辞奥义，人所不能晓者，一过目辄解。”（见《宋史，蔡元定传》）连朱熹注疏《四书》、《易》时，遇到难题都要与他商量。他之所以这样善解难题，就是因为深人进去，能“义理洞见大原。”朱熹说过：“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识之。”如果人于理，就能，深人下去；如果隔膜理之外，知识对你来说永远是深奥不可知的。
这个“理”，可以说是书中最根本的东西。做到“读难书易”，必须抓住根本的东西，主题，脉络，或主要人物，或主要情节，或主要观点，抓住这些“本原”，就会收到顺源而流下，循根而舒其叶的效果。王守仁在《传习录》中说：“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人手，渐渐盈科而进。”“盈科而进”，就是循着一定的规律和方法，登堂而人室。
“读难书易”，还可以选择不同的点来突破。我们不妨学一学梁启超先生的读书方法：“读一遍，专取一个注意点；读第二遍，另换一个注意点。这是最粗的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
读书能深人进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帮助记忆。清人梁章钜在《退庵随笔·读书法》中曾告诉我们练记忆用“精熟一部书”之诀。“不拘大书小书，能将这部烂熟，字字解得道理透明，诸家俱能辨其是非高下。此一部便是根，可以触悟他书。”达到“同类相感，无不通彻”的效果。能“精熟”，能“辨其是非高下”，当然是深人进去了。以这种熟读一本书为根基的方法，或可戒读书浮躁病。
“学者功夫，宁下而勿高，宁沉而不浮。”（明·胡居仁《居业学问录》）我们读书，要有一个起点，要有一种“锲子”精神深人进去，而不是浮在上面。如此读书对我们来说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讲学习 着眼于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同上个世纪相比，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的竞争已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就是说，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所谓知识经济，就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它有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持，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传统经济的新型经济。在这种新型经济中，谁占有知识，谁重视科技投人，谁就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发表的《世界科学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贫富差距就是知识的差距。目前89%。以上的科研活动都集中在工业化国家，它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而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日本用于研究发展的经费最多，平均每人每年700美元，美国600美元，欧共体每人300美元，而发展中国家有的人均只有0.22美元。可喜的是，我国政府逐年加大对“知识创新工程”的投资，这是加大对科技的有效投入，加快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重大举措。
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有人把机遇比作兔子，每个人都要做优秀猎手。当机遇来临时，你没有练就百发百中的本领，机遇就会稍纵即逝。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习，更新观念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在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的创新、知识的组合、知识的使用、知识的管理来调整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思想文化关系的。一旦以知识作为人类发展的中心，整个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其结构、格局、规律、运行都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人们的知识结构、生活方式必须随之改变。不加强学习，就会有被历史淘汰的危险。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不注重学习，连眼前的工作都很难胜任，更不用说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了。另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对权力是一种挑战，也就是说，那种以行政发号施令的管理方式不足以显示权力的威严性，而更多地是应赋予权力以知识的内涵，才更有说服力和导向力。有一则事例很能说明知识与权力的抗争。英国温泽市政府大厅是建筑师克里托斯·雷恩于1869年设计的。大厅天花板只用一根大柱支撑。工程竣工后，政府权威人士担心不安全，责令雷恩多加几根支柱，雷恩照办了。300年过去了，人们发现，后加的四根支柱，实际并没有与天花板接触一一纯属虚设。在知识经济社会里，我们还做这样的“门外汉”吗？
不要“权令智昏”
很显然，“权令智昏”是从“利令智昏”衍化来的。其实，有了一种现象，就该用相应的词语来概括。
古时虽没有创造这个词，但对成功之后获得权力就头脑发热，容易走向反面的现象有过告诫。
唐太宗和魏征讨论“创业”“守业”孰难时，魏征认为，成功之后往往“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韩诗外传》中说：“官急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怠”。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至丧败。”这是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总结的。
“官久渐觉民命轻，耳熟宁闻冤号声。”明代钱澄之简直忿忿于那种“官久”视民命为儿戏的现象了。
清朝王豫说得更干脆：“成德每在困穷，败身多因得志。（见《蕉窗日记》）纵观历史现象，一个人在创业和走向成功之初，往往能严格地求己，恭谦地待人，冷静地处事，“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一旦有所成就，或久在一个权位上，有的人便渐渐产生“怠政”情绪，“望轻而法玩”，放松对自己的约束，滋生居功自大的心理，权势意识浓厚，自我意志膨胀，以至达到“权令智昏”的地步。所谓“权令智昏”就是权力独揽，唯我为是，为所欲为，“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甚至以权代民主，以权代法。这种人认为：反正我手中有权，凡事要围着我转。这种转，不是和社会利益、人民利益同轨转，而是围绕个人私利转，他们要在自己周围培养一种奴化、私化的风气。这种人身上没有一点“王道”，而独擅“霸道”。所谓“王道”，是仁世之风范。它能宽宏于人，泽被于广大众生。处事遵循公认的社会道德、法纪及人情标准。而“霸道”，则依靠权势，蛮横独断，居官自大，目无群众，听不进去批评，也听不进去好的建议，最后架空自己。一个人到了“权令智昏”的地步，便是走向衰亡。毛泽东曾说；“那种个人意见第一，一人称霸、独断专行，是严重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并说：“凡是取这种态度的人，总是要失败的。““权令智昏”比利令智昏更具有危害性。它可以借用手中权势把人心搞散，把单位搞糟，把事业断送。因此，对“权令智昏”者尤须给以警惕。孙中山先生曾向国人指出：必须由见识高远、才能卓绝、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深居高位而受到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
我们应谨记先哲的教诲。